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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心影》:咫尺城图,知野知国知天下
2018年05月15日 

  

  

  《京华心影:老地图中的帝都北京》  李弘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8.3

  

  确定北京的地理位置,绘制准确城图,花去了昔人几个世纪的时间。伦敦、巴黎、罗马这些都城,都留下丰富古地图,藏纳着独特的都市文化与生活态度。北京老地图虽没有那么丰富,却充分展示了东方帝都的建城理念,皇权统治的外在化过程,各类艺术形式的空间歌舞,以及天子子民的如烟往事。在地图的方寸之间,追溯始于足下的历史,理解多元的城市记忆。

  说几朝中国人淡漠了自己帝都的地图制作,这一定不是事实。从金中都、元大都,到明代永乐皇帝修建的北方都城,没有地图,难以想象先人怎样完成了城市的全面规划和施工建筑。根据古书上的文字和考古挖掘,这些古都的格局都可以得到还原,也就是说,要看北京的轮廓图、设计图,追溯到任何一个古老的朝代都是可能的。例如,正方形的元大都,画出来准确无误,连每座城门都标得清清楚楚。只可惜,这些图都不是当世者的原作。我们无法推测,元代人会怎样画自己的都城,制图人是谁,从他们的笔尖刻刀上,也看不出曾流露出什么样的感情。

  欧洲人第一次在现代地图上指明中国的存在,时间可以往前再推60年,也就是回到大明嘉靖一朝。1541年,德国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把中国(包括西藏)、鞑靼、日本一起编进了“托罗密”地理图集。这张地图的式样显得很怪,和后来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地图完全不一样,既没有经纬线,也没有玫瑰罗盘,东南西北没有标注,而且图样是梯形的。可见,地图制作虽还没有树立统一的现代规范,对东方帝国的想象,就已经进入了西方地图师的工作间。

  瓦氏的地图在西方影响很大,曾经的辽、金、元代统治的北部中国都画出来了,但南部是什么,梯形的图上看不出来。拉丁文“Cathia”这个词根,是来马可·波罗的用语,看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前朝。以模糊概念推测,瓦先生点出的国名,正对着的就是元大都“汗八里”的所在地呢。 

  为“致良知”立个牌楼

  元大都的长街不尚“空”谈。让大街获得自己的文化意识,引人走正路,诱人以正念,是有明一代京师建筑师的创意。他们把含有正能量的文字镌刻在街头高大华美的牌楼上,希冀路人一抬眼就有片刻的心灵闪念,使传统精华能够在大街上香飘四溢,百世流芳。可以这样说,明代的君臣子民与忽必烈时代一样,还得继续在街市上经营,以求帝都的生活循规蹈矩,长幼有序。明朝廷没有简单地沿袭前朝一统二禁之策,而是以文明的方式,使主流意识能够潜移默化渗透于社会日常生活。大街上的牌楼是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个载体,一个既有高颜值又引人注目的载体。

  下面这张地图上画出了13座北京街头牌楼,而且,除了城门和宫殿,站着的牌楼成了最抢眼的图标。你看,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牌楼,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的牌楼,还有前门的五牌楼,夸大的占地面积与其他建筑不成比例。每座牌楼都画得挺形象,但大街却只剩下短短的细线,不再如马赛克图一般浪费笔道。这张地图出自明代人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该书印制于嘉靖三十九年,也就是1560年。可以猜得出,张先生对街上站着的这些花里胡哨的建筑,颇有骄傲之感。此后,我们会常在地图上和这样的图标打照面。  

  “见识了满族的大一统”  

  荷兰人绘制的另一张地图非常有意思,相信大家很少有人见到过。它的重点是一条北上路线,从广州起始向上延展,曲曲弯弯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到了明末的北部疆界。沿着这条路,它标出了400多个地名,分布在广东、江西、江苏、山东、河北(标注为PEKIN)五省,北京是它的终点,也是荷兰商团朝圣之旅的目的地,图上隐约看得出宫殿的远景。再往北一点就是长城,东西走向,穿过了燕山山脉。其他的省份除了省名,未多标一个字,但是用马、牛、羊、骆驼、鸵鸟、鳄鱼、大象,还有各种植物、山川做了精心点缀。右下角有一个考究地图上常见的图题框,两个小天使拉着手在飞翔,上面写着:尼德兰东印度公司中国拜见鞑靼大汗之旅;绘制者:约翰·纽荷夫。

  这张花里胡哨的地图与纽荷夫的紫禁城图一样,准确性令人难以恭维。但毫无疑问,它是又一张标志性的帝国地图。1669年,它在阿姆斯特丹问世前不久,地图大师约安·布劳刚刚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图》。用这张图和布劳的“北直隶及北京”那一张相对比,高下立见。布劳的地图上,“PEKIN”一词都没出现,更不要说把它标在那里。而纽荷夫可以告诉你帝都与广东的大致距离与方位,那是他们一行人用脚在中国大地上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许多西方人早已走过这条南北路,包括1600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但是他们都没有提供地图,现在荷兰人把它画出来了。为了丈量这个距离,荷兰商团于1655年7月从巴达维亚扬帆远航,整整走了一年。  

  “贡院与京师大学堂”

  在东城建国门内,正对着现在的古观象台,舆图上画了一红色的长方块,这里就是往昔学子们趋之若鹜的“贡院”。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开始到1905年,也就是说在将近500年里,来自各地参加会试的考生,每隔三年就要在这片天地里聚首一次,也叫“春闱”,为自己的官运整整禁闭三天。考上了就叫“进士”,也叫“贡生”,乡土小民便有了资格致仕做官,把才智贡献给皇上的文官体制。放在现在说呢,这只是一个中等学位的考试,相当于今天的高中升大学的统考。北京举行统考,会设有许多考点,但那时全国就这么一个考点,同时能容得下9000名考生应试,可见贡院入场券有极高的含金量。

  1898年是戊戌年,选官要考八股文,成了变法最大的攻击目标。耗到新政,取消科考的目标终于大功告成。1906年是丙午年,皇帝有诏曰,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最新舆图》出现的1909年,贡院里举行了最后一场乡试。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俱往矣,一种官本位的教育将被另一个变种所替代。而红色的贡院,从此成了一个弃圆。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冲垮了贡院,催生出新式学校。1903年,也就是科考废止的两年前,大清皇上颁发了圣旨,规定以后会考的贡生要想入职官府,譬如说当翰林院的编修、庶吉士,或是六部的中书,必须考一个“京师大学堂”的文凭,实际上是让新式教育弥补贡院身后的空缺,与传统官本位无缝接轨。学子们立刻心里明白,进士要不了两年就贬值啦,要想涉足政坛,报效国家,必须寻找新的晋身阶梯。那么,到哪里去上这座新式学府呢?往景山东面一望,有一红色方块,面积约有贡院一半那么大,赫然写着的就是“京师大学堂”。它的前身是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后世即名声显赫的国立北京大学(1912年改名)。戊戌变法的高潮中,25岁的梁启超为它起草了一份章程,亦获得了光绪的批准,中国现代教育因此产生了第一份学制纲要。

  

作者:李弘  来源:中国全民阅读网  发布时间:201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