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诸葛亮五月渡泸，率师南征，在永昌郡被水流迅急的澜沧江拦住，就在此地修建了一座竹索桥，军士因此得以顺利渡河。诸葛亮经营西南的这件事迹，在唐代樊绰所撰《蛮书》中有详细的记述。书中记载这座桥以大竹索为梁，梁上铺满竹席，席上布板，再于两岸凿岩穿孔，将竹索贯缠孔中，竹索桥就修建完成了。

樊绰撰写《蛮书》时距离诸葛亮南征已经过去了六百多年，此时云南地区正处于南诏的统治之下。南诏是云南洱海地区的六个部族政权之一，因地处“六诏”之南而得名。晚唐时，南诏屡次袭扰唐朝边境，正在安南（今越南北部）做官的樊绰对南诏作了一番调查，将搜集到的资料整理成了这部《蛮书》。

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多有变化，近邻吐蕃也常对南诏施加影响，使得唐、南诏与吐蕃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

最初，南诏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建国，臣属于唐，多次遣使入贡。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统一了其他五诏，唐朝册封其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

南诏统一云南后势力壮大，开始向外扩张，与唐朝摩擦不断。天宝年间，唐朝两次派大兵压境。在重重压力之下，南诏选择了接受吐蕃授予的封号，与吐蕃联手抵抗唐朝。借助于吐蕃的军事力量，南诏的势力在异牟寻统治时期达到鼎盛，曾以二十万兵力与吐蕃并力攻袭剑南西川（治今四川成都市）。

南诏世系表

南诏与吐蕃间交流逐渐密切，这一时期南诏深受吐蕃的影响，如“大虫皮制度”就是仿效吐蕃创立的。

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蛮书校注》卷八）

大虫就是老虎，在南诏又被称作“波罗”。虎皮常被用来装饰南诏王室的服饰，还被用以褒奖立有战功的勇士，军功不等者会被授予不同规格的虎皮。向达先生在敦煌莫高窟第144窟东壁发现一条供养人题记中记有“大虫皮”的武官名，他考证后指出“今见莫高窟供养人像题名，则南诏之制实袭吐蕃之旧”。

南诏中兴二年（898）《南诏图传》第1段，武士戴虎皮冠，披虎皮长袍

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吐蕃不断向南诏征发兵力以攻回鹘，南诏不堪其苦，开始滋生弃蕃归唐之意。贞元十年（794），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劝说下，异牟寻与唐朝使臣在苍山神祠举行了会盟，南诏与唐朝重归旧好。

当年九月，唐朝派使臣册封异牟寻，异牟寻亲自出阳苴（jū）咩城（今云南大理）外迎接，迎宾队伍的引导是十二头大象组成的队伍，马队、乐队和持斧钺子弟紧随其后。异牟寻身着金甲，外披虎皮，场面盛大而隆重。使臣袁滋等人在南诏宫廷代表唐朝册封异牟寻，并赐“贞元册南诏印”。这次云南之行，袁滋在云南昭通豆沙关留下了摩崖题记，回到长安之后还写成了五卷《云南记》。

《唐朝入云南交通路线图》（《蛮书校注》附录）

在唐与南诏和平交往的这段时期，长安可以见到来自南诏的珍奇物产。其中，要数红藤杖最受当时人们的喜爱。红藤杖经常被用来作为礼物送人，不少唐代诗人笔下都有对它的夸赞。白居易月下闲步时拄着南诏的红藤杖，写“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恬适自在，溢于诗外。另一位诗人张籍在病中得到朋友送来的红藤杖，喜悦之情更是难以形容，作诗云“病里出门行步迟，喜君相赠古藤枝。倚来自觉身生力，每向傍人说得时”，朋友送来的这件礼物仿佛具有疗人疾病的效果。

贞元会盟后，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全面恶化，干戈不断，南诏甚至积极联合唐朝对吐蕃用兵。不久，吐蕃内部混战，政权瓦解，唐与南诏、吐蕃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宣告结束，南诏没有了后顾之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逐渐频繁。

唐懿宗咸通四年（863）二月初七，南诏攻入安南。当时在安南做官的樊绰于城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幸免一死。他意识到南诏对于唐朝的疆土关系重大，便对云南地区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参考袁滋所作《云南记》等著作写成了《蛮书》十卷。

《蛮书》创作于唐与南诏战事紧张的形势之下，樊绰对云南地区做的一番调查包含了交通要道、民族概况、物产风俗、文化制度以及接界诸国等信息，为后世研究云南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似是遥有呼应，抗日战争时期，有感于边疆民族历史的重要，在西南联大授课的向达先生于1939年开始着手整理《蛮书》，积二十余年之功，完成了《蛮书校注》一书，为今天读者阅读蛮书、研究唐代南诏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的注解。

作者：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