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马帮的传奇生涯》，李旭 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滇、藏、印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运输贸易一下子衰落下来。好多人都没想到萧条来得这么快，因为谁也不知道战争会什么时候结束。内地及沿海交通的迅速恢复，使地处偏远的丽江再度远离贸易主线。起码，大量来自印度的物资交流，不再需要用马帮这种世界上最昂贵、最缓慢的交通运输方式来进行了。
所以，抗战胜利后，许多滇、藏、印一线的马帮就歇了业，或是转到其他线路做小规模的经营。但赵应仙仍走西藏草地，一直走到1949年。进去还是运茶，只不过，出来不再运回从印度进来的洋货，只运西藏出产的各种山货。随着中国各条陆路和海路的恢复，洋货都从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进来，滇藏、川藏茶马古道又回到古老时代的状况，继续它那茶叶与山货的贸易。不管有没有战争，藏族总是要喝茶的，而西藏的山货内地总是需要的。可是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再次给茶马古道的贸易以沉重打击。
1949年后，私人性质的民间贸易基本就难以为继，走西藏草地的马帮结束了他们的旅程，茶马古道结束了它上千年的历史。
由于要进行土地改革，许多滞留在西藏的藏客，包括已经在西藏落脚的手艺人都纷纷回到丽江，以等待和观望自己的家以及财产的命运。而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公路网的建成，尤其是青藏、川藏、滇藏公路通车，由内地到西藏的各种货物运输多用汽车来完成，千百年来走西藏草地的“藏客”们真的终止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一段延续了上千年的故事戛然而止。
但我觉得，“藏客”们所做的一切不会就这么完结，也不该就这么完结。
遥远而漫长的古代我们就暂且不说，仅仅抗战期间茶马古道马帮贸易运输的鼎盛阶段，就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当时缺乏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字，我们今天已很难搞清楚，当年在茶马古道上究竟有多少马帮走过？这些马帮共动用了多少骡马？又有多少牦牛参加到这场史无前例，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骡马运输中来？这些骡马和牦牛以及羊和人的运输量有多少？
早已离休在家的袁基宏先生在他的《抗战中后期西南国际商道》一文中作了个大概估计：“马帮最大者一百多马匹，最少的也有三四十匹，那么从丽江启程的商家马帮和承运马帮4000～5000匹，按长途骡马承受力，每匹驮运货物重量为100～120市斤（50～60公斤）。其他通过藏族地区牦牛承运的有3000～4000头，按照去拉萨行程三个月，返回两个多月，加之养牧骡马，除去准备工作时间等外，大致每年可来回三个单边（这是最大的估计），两年来回三次计算，每年到丽江的货有一万至一万二千驮，合计120万～150万市斤（60万～75万公斤）。”
大理恒盛公的张相时先生后来著文称：“在极盛时期，来往于丽江、拉萨之间的马帮由四五千匹牲口，增加到一万多匹，双程运输量达一千多吨。”
顾彼得先生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中的估计数字是，这场马帮运输曾使用了八千匹骡马和两万头牦牛。
《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以及已故和志武先生的《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对抗战期间每年来往于滇、藏、印的马帮数目，都称有25000匹。
应该说，这些估计都不很确切。据赵老先生和一些老人回忆，每年进出西藏草地的马帮骡马有4000～5000匹是没问题的。但袁基宏先生与顾彼得先生对牦牛数的估计出入太大。而袁基宏先生的“最大的估计”，说马帮两年可来回三个单边，也不是常态。大多数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般都是一年一个来回。不管有多少骡马和牦牛，也不计它们的运输频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那时每年都有2万多驮货物在滇、藏、印之间的各个地区运来运去，运输量超过100多万公斤。很遗憾我在这里无法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
那么多的马帮，那么多的货物在那雄峻神奇而又苍茫博大的雪域高原上往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那是一场无比伟大的运输运动，大量的物资在那条古道上来往，缓和了抗战后方的物资紧张，为抗日战争作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贡献。而穿越横断山系，在世界屋脊上用人类最为古老、最为原始的运输方式——骡马驮运，并且又是那么庞大的数量，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是空前绝后的。但愿我写出了这一点。
我真正感兴趣的，并不在于有多少骡马走过茶马古道，马帮运输货物有多少，而在于马帮这种独特的交通运输形式，在于茶马古道这条神奇的道路，在于马锅头和赶马人那传奇般的生活方式，在于他们身上那富于冒险进取、勇敢务实、坦荡广博、团结合作……伟大、珍贵而美好的精神。
马帮们在茶马古道上所体验到的人生境界，也许能为一头扎入现代社会，成天陷于忙乱和焦虑之中的人们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马帮的一些副产品，亦成为今天文化产业开发的源泉。
在茶马古道上，你也许会感到过于艰苦、粗野和不太文明，但是，那种茁壮的、无所顾忌的生命力，赋予在路上的一切一种原始的宏壮气氛。在那辽阔的开满野花的草原上，常常弥漫着一种欢乐时光的浪漫情调，并有一种古希腊古罗马传说中的牧神们狂欢时的充沛活力。夜幕降临，巨大篝火的火焰将周遭照得辉煌灿烂，一切都好像一幅斑斓的油画。头顶上的星空更是令人着迷，你尽可以驰骋你的想象，尽可以往最无限的地方遐想……
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种种原因，马帮就基本不走茶马古道了。
1953年丽江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成百上千，包括已经在外地安家落户的藏客纷纷从各地返回丽江，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宅院和土地，因为这些房宅和土地可能要收上去重新分配。据龙泉村的老人回忆，当时从茶马古道沿途返回的人家计达100多户。这还仅仅是龙泉一个村的情况。紧接着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人们不可能再自己从事马帮运输这样的事情。藏客们不得不丢弃他们使用多年，有的甚至是他们祖上就使用过的赶马用具，有的又回到农村，成为道道地地、最基本意义上的农民；有的失去过去的谋生手段，成为城镇里的临时小工，仅仅靠出卖力气过活。从那以后，再没有马帮走过茶马古道。赵应仙和许多丽江人一样，结束了自己的马帮生涯。马锅头和马脚子这样的人不再有了，“藏客”这个名词就此从大地上消失。
后来，茶马古道上的一切一下子像沉到了深深的水底，静悄悄的几十年没有人提起。
但在一些僻远山区，马帮仍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必需。后来，甚至有女性赶马人。
赵应仙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拥有自己的骡马，有自己的生意，让一家人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手头充裕一点，置一点家产，像他爷爷赵怡过去做到的那样。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像赖家或是其他人家一样发达起来。这样的理想并没有什么出格怪异之处，那时走茶马古道的人都怀抱着这样的梦想。没有这样的梦想，谁都很难忍受那条路上的种种艰难困苦，谁都不愿意去冒那么大的险。但这条路一下子断了。世上毕竟没有不散的宴席。辛辛苦苦在茶马古道上奔波了那么些年之后，赵应仙又回到了起始的地方。
可叹的是，除了对往事岁月的深切回忆，赵老先生没有为那一段非凡的经历留下什么，也没有保存下什么实物，哪怕一只马铃铛，哪怕一根马鞭子。“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50年后赵老先生这么跟我讲。老人家说完捋着雪白的长髯哈哈一笑。
而在50年前，赵应仙却怎么都笑不起来。回到丽江的赵应仙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祖祖辈辈以之为生的生路断了，从未想过也未做过其他事情的赵应仙，不得不重新改变自己以及全家的生存生活方式，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开始一种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生活。
后来赵应仙就到了丽江地区中学工作，不是教书，而是打杂，买买菜做做账什么的，后来到师范学校也干过同样的事，这样总算有一点微薄的工资，也算是自食其力的人了。再后来，就是在大研镇里的一些合作社做工，在粉丝厂做过粉丝，做过豆腐，还做过酱菜，在酿酒厂酿过酒，在织布厂织过布。走茶马古道完全成了过去的事情。赵应仙这样的马锅头再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只有到处做工，他就这样干到了70岁才退休。在我访谈他的1998年，赵老一个月能领到100多元退休金。当然，这100多元真要过起日子来，哪里够用？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丽江有了纳西古乐会，赵老每天晚上去参加演奏，担任低音胡琴手，同时兼带打锣，一月也有几百元的收入。
像许多纳西人一样，赵应仙很小就跟着家人学习各种乐器，懂一些音律。以前也就是自己玩玩，自得其乐，没想到这玩意儿晚年还派上了用场。看来多一点才艺和本事并没有什么坏处，就像俗话说的：“艺多不压人”。当年赵应仙从茶马古道上走回来以后，逢年过节什么的，都要到剧团里去唱唱戏。他不仅会乐器，还会唱，唱滇戏，唱的是大面，什么西皮、二黄都会唱一点。其他各种游戏玩法他也都会，“不过不精”，赵老先生后来这么跟我说。我不知道他精不精，但我知道他把一块印度标金赌输给了别人。但这也许跟玩得精不精没有关系，谁没有个输的时候？
多年后，赵老先生回顾往事，感慨多多。有时候，他们几个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聚在一起，就会不由自主地说起过去，说起在茶马古道上的种种遭遇，怎么也说不完。
不管怎么说，赵应仙他们在马帮路上经历了太多事情，度过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时光，虽然非常非常苦，但奇怪的是，那些苦的东西，后来回忆起来就变成甜的了。就像普洱茶老茶叶一样，喝的时候又苦又涩，过后回甘无穷。赵老先生认为，这就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值得。现在一想起来，他的坐骑红比那温顺听话的样子还如在眼前，马脚子七甘那张黑红的脸、黑亮的眼睛近在眼前，还有俄桑措一家，还有雪峰和星星，还有旱獭和延寿果，还有……在赵老先生看来，那还有点像一场漫长的探险旅游，好的也经过了，坏的也经历了，苦也受了，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赵老笑问。
人的一生真不容易。“我们这一生真是什么事都经历过，什么都过来了，以前走西藏草地，后来做各种工，饿过肚子吃过野菜……嚯，什么都走过来了。”赵老先生最后跟我说。
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年月，年已80多岁高龄的赵老先生还随纳西古乐队到北京、香港，甚至英国、挪威演出过，都是坐飞机去的，没有赶马帮去。那完全是另一种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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