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中国》，韩茂莉 著，文汇出版社，2023年4月

多年前的一部纪录片《话说运河》，讲到长城、运河这两大中国古代工程，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给我们留下无限遐思。“人字的结构，就是互相支撑”，也许出于巧合，也许隐含着必然，长城用于军事防御，而运河旨在运输，长城、运河这两项功能完全不同的工程，在过往的历史中以不同的姿态支撑着帝国伟业，且在大地上留下不灭的印记。

长城、运河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工程，起始于不同时代，但都经历了王朝的兴亡过程。正是如此，讨论运河已不仅限于运输，那个时代、那段历史，或许更值得关注。

水路是世界上最廉价且便捷的运输形式。今天，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因地处大洲分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闻名。然而，这两条运河的通航时间仅有一百多年，若以时间论，世界上最早开凿的运河其实在中国。史念海先生所著《中国的运河》告诉我们，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运河是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而事实并非如此，最早的运河出于楚人之手。那是楚庄王在位时(公元前7世纪一公元前6世纪)，孙叔敖修筑堰坝，拦截沮水，开通了“通渠汉水、云梦之野”的运河，这项工程比开凿邗沟的时代早约一百年。自此之后，各地均有运河工程载入史中。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营造了东西之间的舟楫之便，南北却缺乏天然水道，因此开凿运河联通南北不是单独一个王朝的举措。楚人开创了兴凿运河的先河，吴王夫差则通过邗沟、菏水两段运河沟通了江、淮、河、济四条河流，所有这一切均起步于春秋时期，自此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无论统一还是分裂，运河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某个场景中。

千古运河，并非所有河段都为人所知，隋代那段与运河相关的历史尤为让后人难以忘怀，究其缘由，恐怕与隋朝短促的国祚有关。历代运河均为国家带来福祉，但隋代却因浩大的运河工程二世而亡，围绕其中因果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在历史学的视野中，运河已然成为政治的一部分。

运河的出现，首先改变的是地理。隋王朝建国后，隋文帝、隋炀帝先后开凿运河。隋文帝为了解决国都大兴城的运粮，于584年首先开凿了广通渠，自唐兴城堰(今陕西省咸阳市西18里)引水，渠道与渭水平行而东，至潼关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他又主持“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其流径大体循邗沟故迹，北上抵达今江苏淮安。这段运河的开凿与南下灭陈、统一全国有关。此后，隋炀帝继位，开启了大规模开凿运河的工程，于605年开凿通济渠，由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黄河，又由板渚(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分黄河水南行人淮，主要流经今河南省荥阳、中牟、开封、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省宿县、灵璧、泗县，于盱眙北流入淮河。通济渠所经之地并非战国时期的鸿沟水系汳水(汴水)的流径，东汉年间，朝廷曾经对汴水水道进行过维护，至隋代因“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而开凿了新的运河。尽管如此，原来的汴河仍然发挥着作用，故唐人白居易《长相思》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608年，隋炀帝下令开凿永济渠，南引沁水入黄河，北上连接淇水，并于天津静海县与海河水系连通，最后止于涿郡(今北京市南，治所在蓟城)。610年，江南河开工，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绕太湖东岸，经今江苏常州、苏州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

铺在纸面上的地名背后，是一条将中国东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江河联为一体的人工水道，遑论一千四百多年前，即使放在当代，同样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然而，就是这样一项联通南北的大运河，却留下无数的骂名，后世不仅“尽道隋亡为此河”，而且将隋炀帝开运河目的归为游江南、观琼花，“种柳开河为胜游”。那么，隋炀帝耗尽民力，开凿运河的目的真是如此吗？

说起这个问题，离不开隋统一的历史。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了隋王朝，继而于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中国历史再度由分裂走向统一。

后人评述历史，总会提及秦与隋同属于实现国家一统的王朝，但统一后两朝的治国难度很是不同。秦人完成的是文化背景相同的六国统一，而隋王朝面临的则是南北胡汉之间的融合。自西晋“永嘉之乱”起，中国北方陷人十六国纷争。公元5世纪初，北魏统一了北方，南方自东晋以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几个政权的变化，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南北朝不仅是政权的对立，还存在着文化的不同，北方各个政权在匈奴、鲜卑、氐、羌、羯五个民族为主导的统治下，盛行以尚武为核心的异族文化，南方则完整地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人将文化视为软实力，这是说文化虽然不同于彰显国家实力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但决定着人心向背与对国家的认同。文化影响国民意愿，古今皆同。从“永嘉之乱”到隋统一，南北之间的政治分裂已近三百年，无论南北，对于彼此都很陌生。正是如此，隋统一之后不仅要致力于经济与国防发展，也要赢得文化认同，治国的难度甚于秦朝。

治国不易，完成天下大一统后的隋文帝并没有懈怠，洁身勤勉，励精图治，全力打造出万邦来朝、民生富庶的“开皇盛世”。然而，繁华之后暗流涌动，政治的一统并不意味着人心归附，尤其江南士族很难适应北方政府。开皇十年(590年)，朝廷重臣苏威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五教”指五种伦理道德，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是朝廷推行教化的举措，本非弊政。即便如此，仍有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桧等举兵造反，自称天子，而“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经此变乱，“陈之故境，大抵皆反”。虽然此次反叛被平定，但如何将南北真正联为一体，成为朝廷在意的一件大事。

隋文帝在位时，以稳定天下为先;隋炀帝承“开皇盛世”之基业，试图通过便捷的运河水道联通江南，改变“南服遐远”、南北疏离的局面，进而实现人心归服、国家认同。以国家政治为前提，开凿运河的浩大工程开启了。

赢得国家认同与民心归服或许是隋代帝王开凿运河的初衷，获取江南物资也不失为另一个原因。经东晋、南朝两百多年的和平发展，此时的江南一改往日的荒寂，已然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之地，且“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用江南物产补国家用度之不足，凭借运河完成运输，再便利不过。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量，贯穿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有助于隋朝政权的巩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与社会进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毋庸看今天的论说，唐人即已有了中肯的评论。唐人李敬芳的《汴河直进船》有云：“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李唐王朝是隋代运河的直接受益者，南北两大经济区的沟通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且成为北方政治中心所需物资的重要供给地，有力地支撑着政权的运行。

证明运河对北方经济贡献的实例是仓储。运河凿通之后，物资运送的中心是洛阳，隋代洛阳及其毗邻地区运河沿线均设有仓廪，其中河阳仓(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常平仓(又名太原仓，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黎阳仓(今河南省浚县)、广通仓(大业初改名永丰仓，今陕西省华阴市)、洛口仓(今河南省巩义市)、回洛仓(今河南省洛阳市)、含嘉仓(今河南省洛阳市)、子罗仓(今河南省洛阳市)均是国家重要的粮仓。唐代承袭了隋代仓廪的同时，又添设了新仓，并实行“缘水置仓，转相受给”的制度。众多粮仓不一一列举，仅以含嘉仓为例，即可以看出粮仓规模之大。含嘉仓为设在洛阳的国家官仓，仓有城，建在东都洛阳城北。考古界在仓城东北与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地下粮窖287座，如果将铁路和建筑物下面的粮窖估算在内，仓城应有粮窖400座以上。这些粮窖窖口直径最大18米，一般为10～16米；窖深最大12米，一般为7～9米。每窖储粮五六十万斤，算下来仅含嘉仓储粮就达200万石，这与《通典》记载的数字基本吻合：“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这庞大的数字记录的，就是通过运河由南方输往北方的粮食数量，这坚实物质基础的支撑，为实现国家意志提供了保障。

隋炀帝时代开启的不仅运河一项大工程，营建东都洛阳、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三下扬州，这一切不仅耗尽了“开皇盛世”的物质积累，也将民怨推向高峰。朝廷兴修运河本意在于造福，但却因连年兴工、民不聊生而陷入罪责之中。

长城与运河共同构成的“人”字，从不同的角度支撑了国家基业，然而，运河带来的巨大的红利，隋人自己未及享用，王朝大厦便已轰然倒塌。隋朝因运河衰，因运河亡，将运河留给了后代。唐朝诗人李益置身运河两岸的喧嚣之中写下的《汴河曲》透出无限感慨：“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运河带来的种种繁华，隋炀帝再也无法感受，随同时光的流动，昔日的宫阙早已成尘、成土。

秦、隋两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王朝，因长城与运河两项伟大的工程而影响后世，也因二世而亡令后人迷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古人早已有了答案，水本可载舟，也可覆舟，水为民，舟为君，为君者一旦暴民取材，不施仁爱，以水覆舟带来的就是王朝的倾覆。秦二世而亡，“前车覆，后车戒”，本可成为后世统治者的明鉴，隋炀帝却“未知更”，因而重蹈覆辙，落了个二世而亡的结局。这正是唐人杜牧所叹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隋唐之后，随着都城位置从长安、洛阳迁移到开封、北京，运河的走向也不断变化。尽管运河的起点最终落在北京，但这联通南北的人工水道依然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隋炀帝身后一千多年间，运河上船来船往，人声桨声依然喧嚣，时间渐渐冲淡了历史的斑驳，留下的只是遗产。

延伸阅读|好书推荐：《大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