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陈水华 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2月

一直传说宋代花鸟画很写实，但到底有多写实，却是一个被时光掩埋的秘密。《宋画全集》的出版，打开了一个窗口，给予我们管窥宋画的机会。但管窥之后，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仿佛置身于无底的深渊。

《宋画全集》的编撰出版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工程的组成部分，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共同主持。“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自2005年启动至今，已编纂出版60卷226册，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12405件（套）。涵盖绝大部分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生动呈现先秦、汉、唐、宋和元、明、清的绘画风采。其中，《宋画全集》8卷23册，收录宋画1014幅。

我细读《宋画全集》，选定有鸟类图像的作品171幅（占比16.8%），外加虽未收入《宋画全集》，但被认为可信的作品3幅，即国内个人藏赵佶《写生珍禽图》、日本大德寺藏牧溪《竹鹤图》和日本私人藏林椿《白桃小禽图》，一共174幅，进行分析，并对其中68幅作重点介绍。这些作品大部分为花鸟画，也包括了少数含鸟类图像的山水小景和人物画。其鸟类图像，大致可分为工笔可辨识（68%）、工笔不可辨识（2%）、简笔可辨识（20%）、简笔不可辨识（10%）四大类。这里的可辨识，是指可辨识到具体物种，凡不能辨识到具体物种，只能到大类的，如雁类、鸭类、鹰类、鹭类、鸦类等，均归入不可辨识之列。需要说明的是，宋画中的鸟类，绝大多数可辨识到大类。

也就是说，这174幅作品中，可辨识到具体物种的，就达到了88%，这个比例远超我的预想。从中，得可辨识鸟类共计67种，包括2种国外引进鸟类，分别是华丽吸蜜鹦鹉和禾雀。此外，还有1种是红腹锦鸡和白腹锦鸡的杂交个体。具体名录及其出现的频次参见下表。

现代分类学虽源于西方，尤其是林奈的二名法分类系统，然而，我国古人对动物，尤其是鸟类的辨识，早已有深厚的基础。鸟类名称最早集中出现在《诗经》中，这是一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共305首，多为民间歌谣和祭祀乐歌。其中59首提到了鸟类，涉及鸟名31种。包括我们今天熟知的鹰、鸢、鹳、鹤、鸨、鹭、凫、雉、鸠、鹑、鹊、鸳鸯、鹡鸰、鸱鸮等，还包括两种神话鸟类，即凤凰和鸾。

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和鸟有关的部首包括“隹”“羽”和“鸟”，其中收录“隹”部首39字，“羽”部首38字，“鸟”部首115字。当然，这些字不全是鸟类名称，也包括描述鸟类特征和行为的字，如雌雄、翱翔、鸣等。被认定与鸟类名称相关的字140个，其中有些是双字名，如鹧鸪、鸳鸯、䴙䴘、鹦鹉和鸬鹚等。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系统全面的博物学著作，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前辈杨岚先生考据，其中涉及鸟类76种。由于古人缺乏精确的物种概念，这里的种，和前文介绍《诗经》时提到31种一样，其实是种类的概念。也就是说，有些是具体的种，如喜鹊、鸳鸯、戴胜等，这些物种特征非常明确，不易与其他物种混淆。有些则是类，如鹳、鹤、鹭等，在现代分类阶元上，包含了一个属，甚至一个科的全部物种。

世界上目前有鸟类1万多种，中国有分布记录的就有1500余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日常接触的鸟类并不多，大约在100种。如果连目光偶然所及，没有任何印象的也算，估计在200种。而普通人真正认识，并能够说出名字的鸟类物种，一般在10种以内。当然，这是一个可悲的数字，但却是一个现实。

在系统观看宋画之前，我较多接触现当代花鸟画，其中的鸟类种类实在少得可怜，和我们普通人认识的鸟类种类数量不相上下。虽然我早听闻宋画比较写实，但并没有很高的期望，完全没有想到其中的鸟类如此丰富，且物种可辨识率居然高达88%。

174幅作品中，包含了67种鸟类，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要知道，这174幅宋画，均只是岁月变迁中的幸存者，只占宋代实际花鸟画数量极少的一部分。幸存的比例到底是多少，这很难精确推算。《宣和画谱》收藏五代和北宋花鸟画2697幅，其中存世应该不足10幅。收录的黄筌349幅作品中，也仅《写生珍禽图》幸运存世。如果以此做粗略估计，存世宋画应该远远不到实际的1%。如果把174幅作品作为对宋画总体的取样，我很难想象，宋画实际描绘记录了多少种鸟类。在生物统计上，1%的取样率显然太小了，如果要估测总体的面貌，应该需要达到10%的取样强度。如果达到10%的取样强度，其中的鸟类种类会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宋代花鸟画家，不止描绘身边熟悉的鸟类，如麻雀、喜鹊、鸳鸯、八哥、珠颈斑鸠、白鹭、环颈雉、暗绿绣眼鸟、黑枕黄鹂、绿孔雀、红腹锦鸡、丹顶鹤等，甚至大量记录了偶然闯入视野，包括猎捕和观察到的鸟类。画家对这些鸟类很可能并不熟悉，或者甚至并不认识，但却被他们认真地记录了下来。这些偶然记录的鸟类占了宋画鸟类相当大的比例。此前，我很难想象，像白额雁、花脸鸭、红腹角雉、楔尾伯劳、鹊鸲、灰椋鸟、丝光椋鸟、蓝喉太阳鸟、灰鹡鸰、北红尾鸲、领雀嘴鹎、黄腹山雀、蓝冠噪鹛、橙腹叶鹎、白眉姬鹟、黄眉姬鹟、黑头蜡嘴雀等鸟类会出现在宋画之中。

清康熙、雍正朝宫廷画家蒋廷锡曾绘制了一套《鸟谱》，今已失传。乾隆十五年（1750），朝廷令余省、张为邦等仿蒋廷锡《鸟谱》又重新绘制了一套《仿蒋廷锡鸟谱》。这套《鸟谱》共12册，第一至四册随清宫大批文物被运至台湾，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五至十二册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套《鸟谱》又名《清宫鸟谱》，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绢本，十二册，每册三十幅。末册三十二幅，纵一尺二寸五分，横一尺三寸。设色画鸟属三百六十一种，右图左说，兼清、汉书。”

这套《清宫鸟谱》应该是真正意义上图文并茂的博物学著作，因为既有清晰的绘图，又附有具体的鸟类名称和说明。当然，其中介绍说，绘鸟类三百六十一种，这个“种”也不是现代科学概念，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养殖品种、同种异型，甚至是神话鸟类。但这套鸟谱确实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全的鸟类图谱。

和分类学一样，博物学也被认为是西方的传统。然而，看了《宋画全集》之后，我的这一信念发生了改变。在我看来，我国宋代早已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博物学传统。虽然我并不认为那些花鸟画家认识笔下的每一种鸟类，也没有为每一种鸟类命名，但从多数画作所体现的形理两全来看，相信他们是了解，并能够区别不同鸟类的形态特征、行为和生态习性的。如果宋画能够全部保存至今，我相信其中的鸟类种类，及其描绘的精确度和传神度一定超过《清宫鸟谱》，也完全可以编录一部《宋代鸟谱》，那将是世界上最早最伟大的一部博物学著作。

随着现代生物学，尤其是分类学的兴盛，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摄影、旅游、自然教育和观鸟活动的兴起，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博物学正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博物学的发展，给我们认识世界，甚至观赏艺术，都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和视角。作为一个鸟类学家，长期以来，我一直对现当代的花鸟画有诸多不满，主要源于这些绘画与其描绘对象完全脱节。由于此前我对宋画并不了解，所以，我并没有把这一现象归咎于博物学的倒退。我只是认为我从这些绘画中感受不到美，起码我的审美体验和这些不熟悉鸟类的画家的审美体验是不同的。除了审美体验，如果我们不熟悉对象，还可能造成对宋画的其他误读，甚至错失或误判一些信息。

以画幅大小与鸟类的大小关系为例。正如我在黄筌《写生珍禽图》中提到的，其中不同的鸟类，不仅比例得当，甚至大小也尽可能接近现实。其实，系统检视宋代花鸟画，我们会发现，这一追求在宋代，尤其是北宋非常普遍。包括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崔白《双喜图》《芦雁图》和《竹鸥图》、李迪《枫鹰雉鸡图》和《雪树寒禽图》、赵佶《桃鸠图》《竹禽图》和《鸭图》、佚名《雪芦双雁图》《翠竹翎毛图》和《百花图》等，大多如此。站在北宋那些大尺幅画作面前，我不禁疑惑，作者为什么要画这么大，或者说为什么尺幅这么不统一？一种说法认为，当时大尺幅画作多展示在屏风之中，正如佚名《人物图》所示，画作的尺寸应该是适应屏风的大小。而我的困惑是，这些画家在选择尺幅时，追求与鸟类的实际大小接近是否也在考虑之中？

当然，这一观点未必确凿，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我以此为例，是想进一步强调，对对象的熟悉，有助于我们对绘画的理解和解读。我对宋画也谈不上研究，解读难免粗浅。但作为首次系统接触宋画的鸟类学家，提供不同的看法，或有参考价值。

前不久，“宋韵今辉”艺术特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南宋四大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珪的作品齐聚一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美术爱好者前来，展厅人满为患。面对真迹，我反而有一种不真实感。它们仿佛是夜空中的星斗，我知道它们是几十万、几百万光年之外的星体，穿越时空留给我们的影像，而这些星体很可能已经不再存在。通过这些有限的光芒，我们不能重构远古宇宙的面貌，但在黑暗的尽头，还能看到模糊走动的豹影，也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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