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赵冬梅 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3月
至和二年，庞籍调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文水等地）；年底，司马光抵达并州，出任并州通判兼庞籍的机要参谋，直至嘉祐二年（1057）六月返京任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之中，发生了一件让他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伤心事。关于此事，在回到开封的一两年间，司马光逢人便说，想要解释，却无人愿听，无人能解；庞籍却终生不再提起，就像它从未发生。此事起初是公事、国事，是关乎宋朝边防、宋与西夏两个政权关系的大事；后来就变成了司马光与庞籍两人之间的私事，事关师生情、僚友谊；到最后，当所有人都选择遗忘，它便成为司马光个人的伤心事，深埋心底，烙印终生。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
这件事情一开始，是国家大事，司马光奉了庞籍的命令巡视边防。为了增强边境防御力量，司马光建议庞籍在宋夏边境增修堡寨。
作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庞籍负有统率边防驻军、组织防御、守土御敌的重大责任。在庞籍到任之前，宋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大部分屈野河西地的控制权。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去问麟州守臣，他们会说这是因为党项贵族的贪欲。新任党项首领谅祚（元昊之子）的舅舅没藏讹庞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看中了屈野河西这块肥沃的土地，派人偷偷种上了庄稼，又把收获的粮食都拉回了自家（而不是西夏国）的粮仓。但这只是一部分事实，另一部分事实，麟州守臣是绝对不会坦白的。那是因为他们私心作祟、胆小怕事，没有尽忠职守。屈野河西地的伤心史就像是一部三幕剧。
第一幕，“职田争端”。屈野河西这块地，本来是宋朝政府的土地，租给老百姓耕种，收获所得归当地官员所有，作为职务补贴，这种地在宋朝叫作“职田”。麟州不是只有一名官员，知州之外，还有通判，还有当地驻军的统兵官。在职田的分配问题上，这些官员都觉得不公平。官司打到转运司，于是乎，最聪明的解决方案下来了：屈野河西地被宣布为禁地，“官私不得耕种”。干脆，谁都甭争了！宋朝方面放弃了屈野河西地的耕种权，一片好端端的肥沃土地要撂荒。
会撂荒吗？不会！宋朝的农民想种，党项的农民也想种。宋朝人赶着牛去耕地，党项人看见，立刻就上来赶，说：“你们官府都不敢种，你凭什么来？！”赶走宋人之后，党项人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侵占着屈野河西的沃野良田。这就是在“职田争端”之后上演的第二幕“蚕食记”。
如果拍纪录片，这时候画面上应该是生机盎然、等待开垦的土地，画外音应当是极度兴奋、充满希望的：“屈野河西地重新回到了大宋的怀抱！”但是，接下来上演的却是令人沮丧的“失地记”。
麟州守臣不敢或者说不愿意去管理、经营这块土地。有位负责任的武官曾经越过屈野河到河西去巡逻，结果，党项人还没怎么着，麟州守将却不干了，发来公文通报批评。从此之后，宋朝官方无人再敢过河。麟州守将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太简单了，宋和西夏已经讲和，党项人再贪婪，也不敢穿越六十里河西地，再跨过屈野河到河东来捣乱，宋朝的军队和老百姓不到河西去，双方就不会有任何接触，没有接触就不会有冲突。官员都是有任期的，只要在任期之内平安无事，官员们就是为国戍边有功，任满就可以提级。所以，麟州守将最关心的，不是屈野河西的领土是否遭到蚕食，而是河东的军民千万不要给他们惹事。宋朝军民不敢到河西去，六十里屈野河西地真正成了一块宋朝人的禁地。党项人当然不会让它空着，一年一年，春种秋收，一点一点，向东蚕食。
这出“失地记”上演了十年。庞籍和司马光到达河东的时候，党项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距离麟州州城只剩最后的二十多里！当然，党项人所占据的那四十里屈野河西地，按照宋夏划界协议，仍然属于非法占有！但是，管他非法、合法，实际控制才是关键！
党项人对屈野河西地的蚕食，已经影响到了麟州的安全。青天白日，宋朝人在屈野河上捕鱼，党项人就敢上来驱逐追赶，扬言说“屈野河中线才是宋夏边界”。到了夜里，竟然有党项人越过屈野河，绕过麟州城，跑到麟州城东边去抢劫粮食、牲畜。宋朝的巡逻队追到屈野河边，就再不敢追了——追不追得到党项人事小，上峰怪罪下来，谁担着？1044年划定的宋夏边界本来在屈野河西六十里，由于宋朝官僚的失职、党项贵族的蚕食，到1055年，实际上已经东移到了屈野河一线，到了麟州城下！再这样姑息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庞籍决定整顿边防，收回屈野河西地。经营边防，对付党项人，庞籍还是很有一套的。他采取了四项措施。第一，命令宋朝军队重新开始在屈野河西巡逻，驱赶党项武装和党项垦荒队。第二，正式向西夏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西夏国主约束贵族，归还宋朝土地。西夏国主谅祚当时就是个几岁的小孩，侵占屈野河西地的大贵族没藏讹庞是他的亲舅舅，是抚养他长大的人。所以，想要让国主约束没藏讹庞，基本难以奏效。庞籍这么做，肯定也没指望国主的命令能起多大作用，主要目的还是引起西夏上层矛盾，并且在屈野河西地问题上表明宋朝的正义立场。第三，停止宋夏边境贸易，断绝对西夏物资输出。这是贸易战，很管用的一招。第四，派司马光巡视边防，筹划屈野河西地的最终解决方案。
司马光虽然反战，但绝不畏惧上前线。跟那些自己不敢过河也不让别人过河的官员不同，他亲自越过屈野河向西行进几十里，一直到达宋夏边界的白草平。肥沃的土地，芳草萋萋，静静地等待着开垦。这让司马光想到了庞籍的嘱托，感到了肩上的重任。守土之责，责无旁贷！是时候恢复大宋对屈野河西地的实际控制了！
陪同视察的麟州正副长官——知州武戡和通判夏倚向司马光报告，西夏人退兵之后，他们已经在河西修筑了一座堡寨。他们向司马光建议，乘胜扩大战果，继续向西推进，再修两座堡寨。武戡、夏倚向司马光保证，如果经略使大人批准，增派三千禁军、五百厢兵，禁军掩护，厢兵修筑，不出二十天，就可以修成两座堡寨。到那时，“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从麟州衙门的红楼西望，三座堡寨一线排开，堡中有宋兵把守，西夏人有任何动作，都可以及时用烽火报告，直达麟州。如此，西夏人就再也不敢侵占屈野河西的良田了，修堡计划可以确保麟州以西五十里之内绝对安全。三座堡寨一线排开，堡中有宋兵把守，西夏人有任何动作，都可以及时用烽火报告，直达麟州。如此，西夏人就再也不敢侵占屈野河西的良田了，修堡计划可以确保麟州以西五十里之内绝对安全。
这个计划想要实施，必须征得经略使庞籍本人的同意，但是，毫无疑问，司马光个人是赞同这个计划的。他立即掉转马头，赶回并州向庞籍报告。回程之中的司马光油然生出参与创造历史的兴奋与自豪——在庞籍的主持下，在他的参与策划下，屈野河西地将要回到宋朝的怀抱。“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司马光的眼里，四周景物都变得温柔可爱，眼前有宽阔的路，胸中有涌动的诗。老天也帮忙，似乎有意配合他的心情。路过岚州宜芳县时，正赶上雨后初晴，青山含翠，草色欲滴，桃李争艳，司马光脱口吟出“满川桃李色，共喜传车还” 的诗句，那满川桃李似乎都在欢迎他巡边归来。
这样的好心情对在并州的司马光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
司马光是在至和二年年底离开山东，取道河北翻越太行山，进入并州的。他有一首《苦寒行》，描述的就是那次艰难的旅行，还有他初到并州的感受。起句云“穷冬北上太行岭，霰雪纠结风峥嵘”，一个“穷”字足见当时的艰难窘迫。太行山的路很窄，有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按照宋朝制度，司马光此行携家带眷，随行的有他的独生子，还有张氏。大风雪之中，小孩子冻得直哭。做母亲的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张氏自然是愁容满面。由于对旅途环境的恶劣估计不足，干粮带得也不够，仆人们总是在喊饿，马也是瘦的，看着一点力气也没有，石板路滑，马失前蹄，吓得人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而这冷汗在人身上都冻成了冰。
“万险历尽方到并”，人到了并州，司马光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作冷得“惨烈”。“阴烟苦雾朝不散，旭日不能复精明”，整个早晨都蒙在雾里，太阳好像根本就出不来似的，人的心情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跨鞍揽辔趋上府，发拳须磔指欲零”，骑马去府衙上班，头发冻成了卷，胡子感觉一碰就断，手指头好像就要掉下来，冷啊！好不容易进了办公室，仍然是冷，“炭炉炙砚汤涉笔，重复画字终难成”，砚台里结了冰，要放到炉子上烤，笔头也冻得生硬，要用热水泡软了才能写，可还是描来描去不成字。天太冷，想要喝口酒暖暖，“谁言醇醪能独立，壶腹迸裂无由倾”，酒壶也冻裂了，哪儿还有酒啊！这就是司马光初到并州的感觉，寒冷愁苦，一点儿新官上任的兴奋都没有。不是司马光对并州有偏见，而是当时的并州冬天实在太冷，根据竺可桢先生对中国古代物候资料的研究，宋朝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气温普遍比现在要低，所以，那时的并州比现在要冷得多，而那时人们的保暖御寒能力也比现在要差得多。
除了冷，让司马光感到不适应的还有“老”。就是在刚到并州的这一年，三十九岁的司马光第一次在自己的头上发现了白发。尽管司马光自我安慰说 “我年垂四十，安得无华颠”；他鼓励自己勇敢面对，坚持不拔那几根白发，要留着它们时时提醒自己切勿虚度光阴，“留为鉴中铭，晨夕思乾乾”；然而，毫无疑问，他的心里是有一点发虚、有一点担忧的，“所悲道业寡，汩没无它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司马光的长处是批评，是匡正，是做皇帝和朝政的忠诚的监督者。最适合他建功立业的地方是朝堂，不是地方；最适合他发挥才能的是高层政治、大政方针，不是按部就班的公文。居庙堂之上服侍皇帝，是司马光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设计”。他本来离那个目标已经很近了，只是因为庞籍罢相的关系，他才离开了皇帝，离开了首都。从开封到郓州，再到并州，快四十岁了，他却离朝堂越来越远。端详着铜镜里已经有了白发和皱纹的中年男子，司马光心里怎么能够不起急，怎么能够不焦虑？
当然，司马光并不后悔到并州来。他来，就是为了报答庞籍的知遇之恩，“我来盖欲报恩分”，他愿意为知己者死。恩师老了，又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身边必须有人照顾。为了庞籍，哪怕冻死边城，司马光也不会说一个“悔”字。但是，除此之外，他看不出自己在这寒冷的边城还能够有什么作为。这才是让司马光感到沮丧的症结所在。对理想主义者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看不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到并州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月，司马光虽然对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但情绪却始终不高。这种情况在嘉祐二年春视察屈野河西地之后，发生了真正的逆转。在那片沉睡的土地上，司马光看到了边疆工作的意义。当他在麟州州衙的红楼上向西远眺，当他跟麟州守臣商讨屈野河西地的收复计划，在那一瞬之间，他放下了自我，不再执着于在朝廷建功立业的自我设计，他的胸中激荡着在边疆参与创造历史的自豪感。
在屈野河西地增筑堡寨，让宋朝的存在成为事实，让那一片草长莺飞的土地成为宋人春种秋收的沃野良田。这美好的图景让司马光感到欢欣鼓舞。他快速赶回并州，向庞籍做了报告，庞籍很快就批准了司马光的提议，并且用公文通知麟州准备动工。如果这一切能够实现，那么，司马光的个人履历将写下重要的一笔。但是，这种乐观昂扬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太久，屈野河西地收复计划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很快，司马光和庞籍就被甩入了麻烦的旋涡，国家事、边防事也转变成了这一对师生之间的感情事、司马光毕生的伤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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