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情感史？》，王晴佳 著，光启书局，2024年6月

一

情感史作为当代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史学研究者的目光和兴趣。但情感史的兴起有着复杂渊源，其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使得众多初涉该领域者，有不知身往何处去之感。王晴佳为沟通中外史学交流和“丰富中文学术界历史书写的观念、路径与形式”，“推动国内情感史的研究”，而写了《什么是情感史？》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梳理呈现情感史的理论探索脉络，对情感史在理论方法上做了系统阐释；下编是关于情感史研究的方法讨论与具体实践的示范。

作者在书中首先介绍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认定“有关情感、情绪（affect）和感情（feeling）的研究，已在近年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历史学潮流”。他引用了美国社会史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的论断：“情感史的研究首次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理性转到了感性的层面，代表了历史学的‘一个崭新方向’。”同时，在作者看来，具备同样学术史意义的是，2010年英国学者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在《历史和理论》杂志采访英国学者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和彼得·斯特恩斯这三位情感史研究先驱时提出“历史研究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向’”这一问题并得到肯定回答。更具实质参考性的是，作者列陈了一系列关于情感史研究的专门杂志、书系与研究中心。其中，作者将当前已问世的情感史研究著作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历史上一些情感、情绪激烈波动、震荡的事件为对象。第二类是在常见的历史事件、现象中，考察情感的作用及其影响。第三类则从情感考察的特殊视角出发，研究前人较少注意，或者注意方式不同的课题。”不过，作者同时特别说明，这个分类“并不代表严格的划分，因为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几类著作又常常交叉，无法加以绝对区分”。

二

作者认为情感史研究存在多重渊源。其一是，在以法国年鉴学派为发起者的“总体史”的目标追求下，二战以后社会史被更多人认为是比思想史研究更能揭示历史动因的选择而获得发展。一方面，原本社会学家就比历史学家更早注意研究情感；另一方面，社会史家注意考察人的行为模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从而发现人的情感表现同样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且情感等感性层面的因素同样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历史的进程。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名著《文明的进程》以及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的秋天》就是很好的例子，显示了社会学家与社会史家对历史上的情绪、情感的早期研究情况。

其二是，科学家特别是神经医学研究者关于人类情感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人类学的兴盛。据作者观察，普兰佩尔所著的《情感史导论》、威廉·雷迪的《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均用相当篇幅阐述了神经科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情感史研究的刺激与带动。同时，作者敏锐指出，普兰佩尔和威廉·雷迪看重神经医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科学研究成果只是情感史研究的其中一种取径——与作为“普遍主义者”的科学家相近，偏重探讨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共同的情感表现与作用机制。与之不同，前述社会学家与社会史家多为“建构主义者”，更注重情感的生成和表现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亦即情感的历史性。而人类学之所以被伯迪斯等学者认为是与神经科学并列影响情感史兴盛的学科，是因为该学科与神经科学都注重人的身体和行为。

其三则是20世纪以降特别是二战后国际史学的总体变化。历史研究之科学化遭遇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的转向”之挑战后，涌现了包括新文化史、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儿童史、动物史、医疗史、身体史、记忆史在内的诸多新兴史学流派。沿着作者的视角，可发现这一史学发展过程，其实是情感从史学研究中退出而又复归的过程。芭芭拉·罗森宛恩于2002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所发表的题为《考量历史上的情感》一文，常被视作情感史兴起的宣言。该文开头直言了对历史研究缺乏情感的不满：“作为一个学术分支，历史学最早研究政治的变迁。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已经开展了有一代之久，但历史研究仍然专注硬邦邦、理性的东西。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情感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罗森宛恩这一判断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共鸣，情感史研究的意义得以凸显。不过，本书作者从更深远的史学史视角指出，罗森宛恩所指的历史研究，其实只是经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化之后的近代史学研究。然事实上，在未经科学化的近代以前，东西方的传统史学书写中，均不乏关于人的情感行为之记录，譬如中国古代关于“天人感应”的记述，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关于“神妒说”的记载，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关于伯利克里等雅典政治家动员公民参战的记述，以及东西方史书中分别关于皇帝、教皇、国王等统治者的情感波动如何影响了历史进程的记述。不过，作为以对兰克史学的反叛与超越形象而生的新派史学之一，情感史将情感重新带回史学研究与书写中，并非重回前近代史学的旧路。而是恰恰相反，情感史领域的出现，“不但受到了‘语言学转向’的浸染，而且复活和强化了之前历史科学化的努力”，其不仅主张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还提倡与自然科学结合。这颇具“吊诡”的意味——情感在历史书写中的消失与重返俱缘于史学的科学化，只是各处于史学科学化的不同阶段而已。

三

作为新兴史学流派之一，作者认为情感史较之新文化史等受“语言学转向”影响而生的其他新兴史学流派走得更远，实际上“在某方面展现了历史学在20世纪末‘语言学的转向’之后的发展前景”，“其开创的领域和尝试的方法足以标示历史学未来的发展走向”。在这一点上，作者表明自己是美国史学家加布丽埃勒·施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的支持者。施氏在2005年编纂的《实践历史：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学新方向》一书中曾预测，今后的历史书写会更注重人的“经验和实践”（experience and practice），而在情感史领域，身体不再是听命于其他能动体的被动体，而是一个“深嵌了精神、情感和行为习惯的所在”，综合了思考和情感的有机体是人在身体层面的“经验和实践”。

作者之所以如此看重情感史的发展前景，或更在于他自身从更宽广的史学史视角切实认识到情感史不仅挑战了既往占据主流的近代史学，弥补了历史学视角上的缺失，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与书写方式上的突破也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作者看来，情感史研究还有利于走出西方中心论，更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此外，情感史研究还对一些以往历史书写中情感的生成与表露方式的判定，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理性的男人，感性的女人”的性别情感刻画，以及现代性、社会阶级等常用的史学概念形成了观念层面的挑战。在史料运用上，情感史重视口述史料，乃至不再以文字表述作为唯一的手段，感受音视频资料在情感表达上的独特作用。

四

在从史学史的角度和理论层面展现了情感史领域的渊源、现状和未来之后，作者将我们带到了情感史实践的园地。在这里，是以观摩日本情感史的实践与发展为开场，看到了日本情感史兴起，情感/感情视角的显现以及跨学科取径的演示。作者明言，希望藉此能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推动中国情感史研究的目的”。

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此前一直作为向导的作者更直接变身为躬身实践的示范者。作者以史家顾颉刚留存的著述、日记与书信为核心史料，试图通过剖析其中蕴含的情感，来从情感的角度去对顾颉刚何以提出“疑古史学”以及选择进行边疆史地研究提供有别于前人的解释。在作者的笔下，顾颉刚的学术研究生涯受其爱情、婚姻、家庭情感状况影响甚深，其之“疑古史学”的提出、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展与其对爱慕之人的暗恋、追求与求而不得，对发妻的愧疚以及其对父亲的消极反抗密不可分。隐藏在一代史学大家形象后更具人性的顾颉刚在作者用情感串联起来的人际互动中显现。

五

不过，尽管对倡导情感史研究满腔热情，作者对于当前情感史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亦毫不讳言。作者指出，情感很大程度上因其所具有的空间性与时间性而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然既有的情感史研究表明，情感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基本都仰赖语言来表现。因情感史的兴起本来就与“语言学转向”渊源颇深，故不仅超越“语言学转向”存在不小难度，而且因语言的不透明性而使情感史研究的史料解读本就不易。作者借用罗森宛恩的话说，“研究情感史对史学家重新解读史料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史学家若要真正理解情感的表述，需要参考当时的文化和理论背景，仔细掂量情感用词的轻重程度，理解情感词汇的借喻和讽刺意涵，以及体会沉默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而且，语言文字资料之外，就算被认为是直观体现人物情感情绪的音视频资料，也因受到文化、习俗的深刻影响而使得人的身体表现有异——即罗森宛恩所言“文化不但形塑了大脑，还形塑了身体”。这使得不同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的人在情感的身体表达上也有所不同，还存在类似“心口不一”“言不由衷”这样一种情感真实和表现出来的情绪不配套的情形，故不能直接使用同一套情感翻译公式或程序。

究竟应该怎样研究情感史？对于学界来说，仍然是一个聚讼未休的问题。研究者选择何种方法与路径，须自己去探寻，亦取决于自己的判断。例如，在情感史的史料选择上，不同的史家有不同的偏好，应该选择何种史料，不能一概而论。“摆脱档案文献的束缚”是作者提及的情感史突破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一判断在一些情感史史家那里得到印证。据周小兰介绍，法国由经济社会史转向感官史、情感史的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在研究中提倡使用文学材料，因为文学材料比档案更能呈现历史上人的感觉。然而，撰写了情感史研究指南的英国学者威廉·雷迪所主要利用的史料却是司法档案，认为“民事诉讼记录中有着丰富的情感表达，以及关于正确的情感表达的说教和激烈争论”。至于作者自己以顾颉刚为研究对象的情感史研究实践，则以自序、日记和书信等私人化著述为核心史料。

这些存在于情感史研究中的不确定性或会让初涉其中者产生无所适从之感，但在许多情感史倡导者及作者看来，或许这正是情感史的魅力所在。他们认为：“情感史研究在今天的欣欣向荣，其原因或特点不是它作为一门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且确定的范围和方法，而恰恰是在于它兴起以来一直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及其所引发的许多争议。”的确，我们见到的一些情感史研究与性别史、身体史、历史记忆研究之间似乎缺乏明晰的边界，一部情感史研究成果往往又可以称为一部性别史/身体史/记忆研究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情感史领域是以情感为核心与纽带而汇聚各新史学流派之地，与这些新史学流派在领域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合。其作为一种视角与方法，对促进整体的史学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作者：王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