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阎晶明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方志敏被国民党军在怀玉山上搜捕，直到八月六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狱中领导同国民党进行的斗争，写作也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被捕当天他就写下一段自述，坦然表明“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到二月底，他意识到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害，便一方面策划、密谋越狱，另一方面则决定开始用文字开展斗争，总结自己的革命经验，抒发对党和国家、人民的热爱之情，表达自己的革命意志与决心。
可以说，在监狱这一恶劣的环境中，戴着十斤重的脚镣，在审讯随时就会进行，死亡威胁始终相伴的同时，方志敏的写作仅从字数上看就是惊人的。三月中下旬，他在条件极差的普通牢房里完成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长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讲述了自己的革命历程。五月二日，在所谓的“优待号”里，完成了著名的《可爱的中国》，全文达一万六千字。五月二十五日，又完成了一万三千字的《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六月九日，完成了一万两千字的《狱中纪实》。加上这期间他所写的《清贫》《给党中央的信》等文章，方志敏的狱中文稿达十万字以上。方志敏的热爱读书与写作，由此可见一斑。正如他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所述：“他原是爱读书的人，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从入狱开始，他就把越狱作为狱中斗争的重要目标。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看到了越狱的机率越来越小，就又把自己写成的文稿如何“越狱”作为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绝大多数得以保存下来，这与其边写作边想办法往外传送文稿有直接关系。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这是一个充满了悬念和复杂的故事。我这里只取其中一端，看看它们究竟与鲁迅有着怎样的联系。
方志敏文稿是分批次从狱中传送出去的。总共传送了几次，每一次都包括了哪些文稿，这些文稿都被带到哪里，交给了谁，这些过程和细节历来也都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几个关键人物却是明确的。一是方志敏在狱中认识的监狱文书高家骏。为了能够帮助方志敏把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带来了自己的女友程全昭。方志敏的第一批文稿就是由这两位青年男女帮助传送的。二是同为狱友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胡逸民。方志敏委托胡将其余文稿送出到上海。胡逸民兑现承诺，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带着方志敏交付他的文稿和信件来到上海。在狱中期间，胡逸民的夫人向影心曾来到南昌探监，胡逸民也曾请其将方志敏的部分文稿带出。
一九三五年七月，方志敏在狱中写了一封没有收件人的《遗信》。此信应该是写给胡逸民的。信的第一段写道：
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等情。写了三张信纸，在右角上点一点作记号。另一信给孙夫人，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一信给鲁迅先生，在右角点了两点。请记着记号。
信的第二段则是对胡逸民的忠告，重点是强调他必须恪守承诺，确保文稿能够送到收信人手中。“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这些话语之恳切、之明确，足见方志敏对胡逸民的重托所在。
胡逸民本人在国民党内部也算得上一位传奇人物。他在南昌监狱里虽与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同监，但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他后来多次回忆自己与方志敏的交往以及将方志敏文稿带出去的经历。尽管一些回忆互相之间也有不吻合处，但大体走向应该是可信的。据他在《囚友之交回忆方志敏烈士在狱中》一文讲述，他同方志敏曾经有过多次谈话。其中写道：
在一个黑夜里，方志敏与我作最后一次谈话。他暗暗塞给我一大包写好的和未完成的稿子，恳切地对我说：
“胡先生，你一定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出狱后将这些我写的东西，送交上海四川路一位鲁迅先生。”
我说：“鲁迅先生我不认识，怎么办？”
“不要紧，我这里写好了一份介绍信给你。”他说着就把稿子交给我。我接过稿子，用绳子牢牢缚好，暗暗放在我的床底下。
同在这篇回忆里，胡逸民说：
大约是第二年，我选了个好日子，带着方志敏交给我的稿子和信件，到上海寻找鲁迅先生。我找到鲁迅先生的住宅，可惜他不在。无缘结识鲁迅先生，这是我一生憾事。我留下名片和方志敏的信，约定在四川路一家菜馆见面。后来是章乃器和他的夫人胡子婴来的，经过谈话，并一同吃了饭，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我就大胆地把稿子交给了他们。我见他们当即打开稿子，有一小筒上面写着《可爱的中国》字样，其他文稿我就不清楚了，完成囚友之托后，心里感到无比的宽慰和踏实。
这是一种粗疏的回忆。据考证，胡逸民所说的第二年到上海，事实上已经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其时鲁迅已经逝世一个月，胡逸民即使不知道鲁迅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怎么又能留言预约见面，都缺乏必要的陈述和细节支撑。同时，胡逸民带出来的究竟是哪些文稿，最有名的《可爱的中国》到底是何时由何人带出，又由何人在何时接收，这些至今都还是一团谜。然而不管是高家骏还是他的女友程全昭，胡逸民以及他的夫人向影心，都有可能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人。可以肯定的是，《可爱的中国》《清贫》这些狱中文稿真的流传下来了，这一历史不可更改。
回到和鲁迅相关的环节。鲁迅逝世前究竟有没有收到过方志敏的文稿？收到的话究竟是哪些？鲁迅又是如何处理的？冯雪峰的记述成为重要的历史依据。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爱的中国》（含《清贫》）时，曾有冯雪峰专门就此所写的《说明》。其中写道：
这里影印出来的两篇作品，是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狱中写的。它们怎样的从狱中带出来，看方志敏同志的这份短信就可知道；而从狱中带出之后，终于能够送到上海鲁迅先生手里，并因而能够把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送到中央，这是应该感谢这位带信的朋友的。这两篇文稿和这封短信中所说的三封信，送到鲁迅先生手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方志敏同志就义后很久，即一九三五年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他说收到已经有几个月了。
文章还记述了手稿的保存过程，“至于这两篇文稿，当时中央的指示是要我在上海设法保存，后来我就交给一个已经替我们保存着瞿秋白同志的一部分遗稿的朋友谢澹如先生一起保存了。所以，到今天方志敏同志的这些亲笔迹还能够留存不失，又应该感谢谢澹如先生的帮助的。”
但有关鲁迅收转方志敏文稿及信件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冯雪峰的说明而成定论。数十年来，各种考证、推论不断出现，使事件的真相看似越来越清晰，事实上却越来越趋于复杂，难以有公认的说法。王锡荣在《鲁迅生平疑案》一书中，专门就此撰文进行综述和辨析，从中可见分歧意见之多。总体上看集中于两点，一是鲁迅究竟接收过几次方志敏文稿？最多有四次之说；二是鲁迅收到的文稿里到底有没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莫衷一是。但相对而言，我认同王锡荣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冯雪峰作为直接当事人的记述应该是最值得采信的。其他说法都在其后发生，不足以完全驳倒冯的意见。而且，从本文的意图来讲，不管人们怎样评判过程中的某些情节和细节，一个基本事实是没有人怀疑的，即鲁迅在世时收到过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并将其安全转移给所应接收的人和组织。
那么，鲁迅知道谁是方志敏么？不知道的话，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个或两个陌生人送来的另一个陌生者的文稿和书信？知道的话，是从什么开始有印象的？一九二二年通过《觉悟》副刊？一九三五年前后方志敏成为红军将领、根据地创建者、国民党的重要囚犯，以及成为革命烈士之后？鲁迅知道这些文稿和书信的特殊分量么？他知道有一篇《可爱的中国》正出自这么一位人物，而且经自己之手开始传播么？无庸置疑的是，鲁迅以他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在中国革命史上非常重要、意义极为特殊的事件当中了。从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没有鲁迅这样既大无畏又细心的行动，《可爱的中国》何时和怎样让世人读到，都是一个悬案。将方志敏文稿接收下来、保存下去、转移出去，既是鲁迅直接参与革命的一部分，也是将文学的火种传承下去的一次特殊行动。方志敏要求送件人把文稿送到鲁迅处，肯定也是个模糊说法，他并不了然鲁迅的准确地址。他敢于将这些东西交给鲁迅，那要出于多么大信任，而且是一种出于天然的信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这种准确的判断，既是一个革命者的逻辑推断和果断决定，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对一位文学大家的发自内心的敬仰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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