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唐、鼎盛于宋并绵延千年的中国书院，是中国阅读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也是中国从抄本时代走向印刷本时代的重要见证者。书院汇聚各类典籍，广纳立志求学的读书人，秉持“有教无类”的理念，打破了贵族阶层的藏书垄断，实现了读书群体的社会下移。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著书、编书、刻书、讲书是历代书院活动之根基。张之洞谓“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书院刊刻的图书，不仅推动了古代印刷技艺的发展应用，更使典籍走出深阁，化身千万，真正实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阅读精神的传播。
“风声雨声读书声”，书院不仅是古代中国独特的教育圣地，更是诵读、研读、共读的文化重镇。书院里学子夜读的灯火，汇入中华阅读文化的浩瀚星河，辉映着我们叩问经典的归途。 【详细】
书院之名始于唐。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以及多家民间书院的出现，标志着书院从藏书兼校书之所、私人书斋脱离出来，发展为学者集结讲习授业、读书刻书的教化之地，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机构”。
白鹿踏云，岳麓听松，嵩阳观雪，应天揽月，“四大书院”的美名自宋代传承至今，虽然书院的古墙旧瓦多已湮于尘烟，但斯文在兹，琅琅书声已化入中华精神的山河血脉。
在古代书院的文脉传承中，硕学鸿儒犹如闪耀的星辰。代表人物如宋代的范仲淹、“二程”、朱熹、陆九渊、张栻，明代的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黄宗羲、阮元、张之洞等。他们传承知识、创新学术、教化人心、建设书院，以渊博学识、高尚品德和言传身教，成为学子人格道德的典范和读书精神的引领。
硕学鸿儒精通四部，熟谙儒家经典要义，将中华传统思想的精华代代传递；同时又勇于创新、激发学术争鸣，推动了古代学术的持续进步。他们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读书精神，对社会风气的改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系辞上》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书院藏书在于“用”字，不为搜集珍本孤本藏之秘府，而是以学术传世、泽被学子为念。与国家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相比，书院服务对象最为广泛，并因借阅研读而积累了刊刻保存、书目指引、读法开示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宋代以来，雕版印刷术的普及让众多书院皆涉足刻书，“书院本”成为质量精良的象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
书院以动静相生的智慧构筑东方阅读之境。静者为藏书楼，典籍静默，观书者无声，于文字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动者为讲堂，师者立阶传道，学子执卷辩理，梁柱间永远回荡着思想的激荡与共振。在静默与对话的交织中，书院从传统走向了现代。
藏书楼广纳万卷，讲堂间辩声激荡，学斋里废寝忘食，刻经堂刀笔不辍——书院为书香的传续筑起精神和物质的基座。书院是中国阅读史上的一个个锚点，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保留至今的砖瓦、楹联、典籍，更为宝贵的，是那些虽然看不见但深深渗透到民族精神血脉中的“读书精神”与“书卷气质”。
一部中国书院史，是中国读书思想史、观念史、人物史、生活史、情感史的集合与缩影。书院以开放包容的读书精神，孕育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思想体系，塑造了范仲淹“先忧后乐”、张栻“传道济民”等读书宗旨，铸造了顾炎武“天下兴亡”的士人风骨、左宗棠收复山河的壮志胆识。青砖黛瓦间，书卷化作丹心，在历史长河中激荡出赤子报国的永恒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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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千年以来，书院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栖居之所，这里镌刻着“求理明道”“格物致知”的治学精魂；这里聚学为海，传承典籍，校勘刻印，尽飨学子，护佑华夏文脉；这里读书思辨，历代硕学鸿儒将心血付诸书院，立规建制，崇礼明德，以读思悟行之法启迪学子，尽藏“识仁据德”之旨，共成“学达性天”之境，又化为“匹夫有责”“浩然正气”的家国情怀与士人精魂。琅琅书声，如春山新雨，滋养性灵；盏盏明灯，似皓月长川，映照古今。
本次展览落户三晋大地，与这里的近三百所古书院群交相辉映，恰如范仲淹笔下“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的文化传承意境。愿我们日有所读，用阅读的力量推动我们泱泱中华以读书大国、学习强国的姿态挺立于世界文明的潮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