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自2026年起，国务院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今年主题为“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本报记者采访译林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遇，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飚，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文博图书馆专业组主任翁淮南，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周繁文，围绕活动主题，聚焦文化遗产、考古文化类图书的创作、出版与阅读，探讨数智时代阅读领域的现状与困境，为推动书香社会建设建言献策。

一

自2026年起，我国正式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并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一系列举措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时代意义与政策导向？读书之于文化强国建设，为何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飚：全民阅读从活动上升为国家制度，迈入法治化、常态化发展轨道，表明全民阅读在文化强国建设、在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方面的重要意义与地位。当前内容媒介日趋多元，碎片化浏览泛滥，深度阅读弱化，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新挑战。国家以立法固化全民阅读工作，核心就是以制度力量引领全民阅读良好风尚，夯实社会文化根基。

文化强国，根在文脉传承，本在全民阅读。书籍是文明赓续的重要载体，以经济实力筑牢发展基础，文化阅读凝聚民族底气。唯有持续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可以说，全民阅读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翁淮南：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从来都与阅读的普及程度紧密相关。《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实际上是用法治力量来构建全民阅读长效机制，涵养“书香中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阅读从来都不是小事，它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关键，更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核心路径。

现在我们身处数智时代，碎片化阅读、浅阅读越来越普遍，甚至出现了AI代读的情况，很多人慢慢失去了深度阅读的能力，也容易陷入信息茧房，这其实是如何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全民阅读的推进，正是用制度保障我们能读到优质内容。在技术变革、文化多元的今天，我们要把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通过阅读厚植家国情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凝聚起全社会的文化共识。

说到读书对文化强国的作用，我的感受尤为真切。首先，阅读是文化传承的生命线，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价值与审美的书籍，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真正“活”起来、“火”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其次，阅读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石，无论是启智增慧，还是涵养道德、塑造品格，阅读都是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从小养成阅读习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也能为全民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阅读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当我们深入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形成深刻的文化认同，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阅读也是文明互鉴的桥梁，通过阅读，我们既能读懂自己，也能了解世界，进而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二

阅读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除了专业阅读之外，广义的读书在您个人精神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为何在快节奏的当下，依然需要坚持读书？

张遇：最近有专家预言，五年后出版业就会消失。但回望历史，人类阅读的载体一直在变，出版的本质没变——都是把人类的精神产品通过载体固化、保存、复制和传播。从最早的简牍、绢，到现在的纸、电子设备，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功能。

张遇

我觉得，经典著作还是应该看纸质书。打开一本书时的书香，纸质书带来的情感价值和形式价值，是无法替代的，它会一直存在。但从便捷性来说，电子书确实胜过纸质书。纸质图书重、占地方。我现在出门，一般带个小平板电脑，里面能装很多书，随时能换着读，这是纸质书比不了的。

作为出版从业者，我其实也挺矛盾的。现在电子书、有声书的销量，跟传统纸质书没法比，这对出版企业来说不是好事，因为电子书、有声书的销量增长，很难弥补纸质书下滑的损失。但另一方面，我在朋友圈里经常看到有人晒书单，说今年在微信读书读了二三十本。不管怎么说，他们确实读了书，达到了吸收知识、获取信息的目的，这也是好事。

王飚：读书于我个人而言，既是工作所需，更是精神刚需。现在纸质书在我的日常阅读里大概能占到一半的比例。但从整体阅读量来看，我通过数字渠道进行的碎片化阅读要远远多于纸质阅读。

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由书转屏”的趋势，大家都面临阅读媒介已然改变的现实。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全民日常高度依赖移动终端，更是放大了这一变化。

前段时间业内一直在讨论，听书到底算不算阅读，国外学界也有相关探讨。在我看来，听书也属于阅读。随着时代不断发展，阅读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持续拓展，在数字化环境下，阅读的范围变得更广，形式也更加多元。

但无论媒介如何更迭，阅读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碎片化阅读可以满足日常信息获取，而沉浸式、系统性的阅读，能够涵养心性、丰富精神世界、构建完整知识体系。在快节奏生活里，坚持阅读本质上是守住自身的精神内核，这也是全民阅读和文化传承的根基所在。

翁淮南：阅读应是终身的。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终身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事实上，我们就是退休了，还是离不开阅读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阅读能让日子充实，生活快意，生命完美，精神丰富。相信其他阅读者也有我这种体验。至于在快节奏的当下，为什么依然要坚持读书，我想这既是对自我的负责，也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

首先，阅读是喧嚣快节奏生活里的精神栖息地，现在我们的生活、工作都很忙碌，难免会有疲惫、浮躁的时候，而捧起一本书，就能拥有一段安静的独处时光，成为心灵的避难所。在这里，我们可以让思绪沉淀、让情绪安放，快速从繁杂的事务中抽离，回归内心的平静，给心灵充能。

其次，阅读也是自我成长的阶梯。通过阅读，我们能跳出专业的局限，拓宽视野、提升认知，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涵养心性。让我们以更从容、更通透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纷扰。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说，现在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终身阅读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适应变化、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必备能力。

除此之外，文学、艺术、历史类等广义上的阅读，还能给我带来情感与审美的滋养。它能丰富我的内心世界，提升我的审美素养，激发我的想象力，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多一分诗意与温度，让我的精神世界不再空洞，变得丰盈而饱满。更难得的是，阅读就像一座思想对话的桥梁，让我能够跨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汲取他们的人生智慧、开阔自己的格局，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周繁文：由于从事科研工作，虽然一直坚持读书，但大部分的阅读比较“现实”，类别也比较单一，主要是与专业相关或相近的古代文献、学术著作。有时想拓宽一下读书面，阅读一些跨学科的书籍，仍然以学术著作为主。

我读大学时，老师们就曾说要多读书、要涉猎广泛。工作后从事科研的需要，从阅读面上来说，却是越来越专也越来越窄。我现在也常把从前我的老师们说的这番话传递给本科生们。因为我们考古学是人文学科，“专”固然是必要的途径，“博”对于理解社会、理解人类，阐释过去并进而复原过去的人类社会和历史，更是必要的。

而从非专业的角度来说，我很喜欢阅读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闲暇时会一翻再翻，这些经典里集中了人类最精华的智慧、文化、审美和情感等，人一生中会遇到和产生的命题、困惑、思考和感受，其实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里都有记录、传递。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但人类共同的底色和要面对的许多命题，在当下仍然是能向这些经典作品去寻求答案、经验或共鸣的。因此，我觉得广泛的阅读能塑成个人在面对人生和时代之变时的力量和底气，而更微观一些的，有时可能就是去书里完成一次跨时代、跨次元的对话。

三

曾经，北京图书大厦摩肩接踵的读者、三联书店台阶上挤满了坐着读书的年轻人，堪称京城动人的风景线。如今，各地实体书店的客流量都大幅减少，读者群体逐渐分流，原因有哪些？实体书店如何转型发展？

张遇：当前实体书店正经历从传统图书卖场向多元文化空间的深度转型，整体呈现渠道功能弱化、空间价值凸显的发展现状。

受数智化阅读普及、线上购书低价便捷、碎片化阅读习惯养成等因素影响，读者群体持续分流，传统售书模式承压明显，但实体书店的文化价值与场景不可替代。

未来，实体书店卖书的渠道功能仍会保留，但逐步弱化，阅读空间功能将进一步强化，兼顾纸质图书沉浸式阅读与数字阅读配套体验；社交属性持续拓展，成为读者交流、文化联结的重要场景；以社区为核心的活动空间价值持续释放，通过读书会、作者分享、文创体验、亲子共读等常态化文化活动，锚定本地社群需求，打造城市与社区的“文化公共客厅”。

与此同时，实体书店的外在形态与内在气质也需要持续升级，更加注重空间设计的艺术性与主题特色，摒弃千店一面的同质化布局，在装修风格、陈列方式、场景营造上形成独特辨识度。

同时，可深度挖掘并有机结合属地文化遗产资源，将地方历史、民俗风情、非遗技艺、地域文化符号融入书店空间与运营内容，打造兼具在地性与文化感的特色书店，让书店不仅是阅读场所，更成为展示地域文化、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以文化特色与艺术美感吸引读者重回线下、驻足体验，实现可持续复苏。更可以与当地博物馆合作，把书店空间开到博物馆里，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也可以把博物馆的微展览开到书店里，形成互补。

王飚：过去纸质图书是唯一的阅读载体，人们想要购书、读书，只能前往书店。如今很多大城市的报刊亭基本消失，大家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没有改变，只是全部转移到了线上，整体阅读习惯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实体书店客流减少、读者分流的主要原因。

王飚

面对这样的变化，书店需要重新调整自身定位，更多承担起“城市文化会客厅”的功能。同时阅读空间可以向社区延伸，目前国内社区小型书屋、社区书店数量较少，但大众有就近阅读的实际需求。各地已经有不错的实践，比如，云南打造“一平方米书店”，让书籍随处可见；广西也在大力建设社区小书屋，把阅读空间搬到居民身边。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实体书店的功能依旧不可替代。书店能够聚拢人群，开展各类读书活动，有一种独特的阅读氛围感与仪式感，方便大家面对面交流、深入探讨。除了个人的阅读，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感悟，这种书店的氛围，是线上阅读无法替代的。

未来的书店不只是单纯的购书场所，更要成为人们交流的空间。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打造沉浸式阅读场景，比如科幻、童话等主题场景，改善阅读体验，增强群体读书的仪式感，让年轻人觉得读书可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在数智化趋势下，实体书店面临深度转型调整，传统售书模式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体验的需求。同时，随着网络出版形态及付费环境的培育壮大，读者大规模向线上及数字阅读转移。究其原因，一是数智化阅读快速发展，电子书、有声书、网络文学等数字阅读形态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二是大众休闲娱乐形式多元化，纸质书深度阅读时间持续压缩；三是图书电商让购书更加便捷，同时折扣更低，实体书店在购书方面对读者的吸引力在减弱；四是部分书店业态、经营模式较为单一，未能很好满足大众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推进实体书店复苏，须跳出单纯卖书的思维，走复合化、特色化发展道路。依托全民阅读政策扶持，打造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探索研学、沉浸式文化空间等新业态，通过提升书店的体验感、交互感，增强对大众的吸引力，让书店重新回归群众文化生活主场。

翁淮南：当前实体书店，尽管“局部回暖”，但是“总体萎缩”是大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数字阅读可以更加高效地获得信息。我们应该适应这种变化，抓住数智化时代带来信息洪流的机遇，让自己强大起来。

我们不能将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对立起来。我工作的图书馆，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比值在拉大，更多的文博人选择了数字阅读。数智化时代，传统阅读分流到数字阅读，这其实只是工具和载体的变化。

当然，实体书店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这就像有了电视机还有人听收音机一样。实体书店不仅是一个卖书的场所，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是能让人们静下心来阅读的专属场景，更是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在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实体书店特别是小型书店要转型，以适应数智化时代变化。每次走进超市、电影院、加油站、充电站和高铁站、机场就会想，若有一个小型或微型书店该有多好啊。近年来，很多中小规模的实体书店纷纷倒闭，但像新华书店、中信书店、西西弗书店这样的头部书店，已经跳出了单纯“卖书”的模式，向文化空间、复合业态、体验消费转型，努力寻找新的生存路径。

要看到，数智化冲击还在加剧。主要因素有三。一是数字阅读实现大众化普及。电子书、有声书、短视频、知识付费等形式，凭借便捷、低价、即时的优势，分流了大量读者。大家不用再特意跑到书店，拿出手机就能随时随地阅读，这种便捷性，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容易被大众接受。二是电商平台等降低了阅读消费成本。平台上的图书常常有低折扣、包邮的优惠，甚至还有盗版图书，价格远低于实体店，这不仅挤压了正版图书的生存空间，也直接冲击了实体书店的销售。三是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倾向于碎片化、浅阅读、视听化的阅读方式，他们更看重阅读的便捷性，轻视纸质阅读的仪式感，重体验、轻纸质的观念，也让很多人逐渐远离了实体书店。

面对这样的现状，从政府层面来说，首要是落实好《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设立专项补贴，为中小实体书店提供租金减免、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帮助它们缓解经营压力；其次，可以通过公共采购的方式，让政府、学校、图书馆等单位，向实体书店采购服务、场地和各类阅读活动，为书店增加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还要加大市场整治力度，严厉打击盗版图书、低价倾销、恶性竞争等行为，保护正版图书，为实体书店营造公平的经营环境。

从书店自身经营层面来看，转型是必经之路。应当进行空间重构，打破“卖书仓库”的传统模式，把书店打造成集阅读、社交于一体的文化客厅、阅读空间，让人们愿意来、愿意留；还要发展复合业态，推行“书+咖啡+文创+展览+讲座+亲子活动+社群”的模式，丰富消费体验，提升读者的黏性。

周繁文：我曾经是在书店里坐在地板上或者站在书架前读书的一员。现在去书店次数少了，当然阅读的途径更多也更便利了。一是经济发展，大家更愿意买书回去读而不是在书店读，在网上买书更便利也更实惠。二是习惯了电子阅读。三是各种图书馆也很方便。建议实体书店参考一下咖啡厅、餐厅的发展思路，在外卖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去实体店喝咖啡、就餐——或许打造不能被图书馆、家庭阅读取代的独特体验感是很重要的。

四

有数据显示，人类在线时间从1981年的不足0.01%，攀升至2024年的60.76%，“在线状态”已成为人们的日常，专注性阅读被碎片化注意力取代。当前，电子阅读普及、青年人沉迷短视频的趋势下，倡导打开经典纸质书、坚持深度阅读，对个人成长与文化传承而言，为何至关重要？

王飚：数字阅读由大众阅读、有声阅读和专业阅读三部分共同构成。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达789.37亿元，同比增长19.35%，势头未减。其中，大众阅读市场营收规模为594.76亿元，有声阅读市场营收规模为134.35亿元，专业阅读市场营收规模为60.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67%、8.61%和23.35%。这表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科技创新持续赋能，为数字阅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碎片化信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沉浸式深度阅读确实被挤压。捧读一本书，其实是在和作者对话，因为书籍本身有着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数字化阅读相对零散，不够系统，大多是满足“急用现学”的需求，二者读书的目的不一样。在纸质图书外，融媒体电子书、有声书等使得信息获取便捷却零散浅层，短视频等内容形态尤其分散注意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形成浮躁、空虚的精神氛围。

我认为，数字阅读与传统纸质阅读并非对立关系。我们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快节奏时代守住阅读的精神内核，保持独立思考，提升文化素养，这才是阅读的宗旨。

翁淮南：“在线状态”是14亿人口参与的独特中国阅读方式，背后是世界强大的科技和基建支撑。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只是阅读方式的选择，二者均能实现深度阅读和阅读经典。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去深度阅读，如何去阅读经典。我的体验是，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可结合起来。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工作实践来看，我深切感受到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性。之前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人图领读者”活动，和同学们共读我的《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文物上的中华民族，但读进去你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知识罗列，而是让你理解“何以中国”这个根本问题。这种理解，靠刷短视频是刷不出来的，换句话说，短视频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但读经典文本能让你明白“这为什么是”。

翁淮南

对个人成长而言，深度阅读是构建认知体系的基石。我们的大脑需要长时段的专注来建立神经连接，就像考古发掘需要逐层清理，不能只看表层。电子阅读普及是好事，但问题在于使用方式，是用它来检索信息，还是用它来沉思？青年人沉迷短视频，表面看是时间被切割，深层看是思维模式被改变，习惯了即时反馈，就很难忍受延迟满足；习惯了视觉刺激，就很难接受文字的抽象。而经典阅读恰恰训练的是后一种能力：忍耐、专注、抽象思维。

对文化传承而言，这更是关乎文明延续的大事。中华文明五千年，靠的是典籍的传习、精神的赓续。如果年轻一代只读碎片化内容，这些典籍就成了“死的文物”而不是“活的传统”。

倡导多打开经典文本，不是守旧，而是守正。纸质书的物质性，比如翻页的触感、墨香的味道、批注的痕迹，本身就是一种沉浸式的装置，它用物理的确定性对抗数字的流动性。在这个意义上，坚持深度阅读，就是坚持人的主体性，不让技术完全定义我们的存在方式。

周繁文：在我看来，电子阅读和深度阅读并不冲突。我很多深度阅读是通过电子书完成的，因为工作繁忙、常常出差，电子书携带方便，反而成为利用碎片化时间和差旅时间阅读的最好工具。纸质书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与电子书形成分众化的差异发展途径。在当下，比较重要的是怎样在义务教育阶段引导青少年爱上阅读、坚持阅读，使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五

近年来，文博热、考古热持续升温，带动文化遗产、考古文化类图书出版量稳步提升，部分优质图书销量可观。如何看这类图书的创作、出版与阅读现状？其中呈现出哪些特点与亮点？又存在哪些问题？

张遇：最近几年，文博类图书比较火，这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事业的重视密不可分。整体来说，文博出版领域，除了原来的专业出版、学术出版，现在的普及类图书比以前丰富多了。很多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自发地把以前更多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的成果，做了很好的普及化。而且这也激发了一批作者，他们之前可能是某一个细分领域的学者，现在也把视野放宽了，转变了写作风格，通过这类图书的写作，赢得了更广大的读者。

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了一本《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是从整个中华文明的角度来写的。我也看到，有不少图书是从地域文明、区域文化的角度，按照类似的思路组织策划的，这里面有当地宣传部门、文化部门在推动，这也体现了政府的主导和支持。

从写作特点来说，现在这类作品很多是从细节、从小切口切入历史文化的叙述。比如从器物入手，最典型的是学者扬之水的名物志系列著作；还有我们前段时间出版的《江南器物志》，作者徐风接受采访时跟我说，他就是把博物馆里的器物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区域文化视野下来展开，从小切口讲述中华文明。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那些器物上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出特性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这种写作，和以前的展览图录、考古报告有着明显不同——原先的图书更多是对文物、器物的介绍，全面、严谨，但也少了人文色彩，少了可读性，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温度”。我觉得“有温度”是现在热门文博类图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很多作品能获得读者青睐的原因。

这类图书里，非虚构作品比纯虚构作品更受欢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推出了一些针对青少年的优秀读物，比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大中华寻宝记》，卖得好，拿了很多奖，还形成了自己的IP，甚至在一些城市开设了快闪店。它分各个地域，讲每个省份代表性的文物故事，是面向青少年和儿童创作的。他们还推出一套针对青少年的书，叫《国宝中的中国历史》，也是既叫好又叫座。

说到问题，个别写给青少年阅读的文博类图书，在基本史实、文物描述、典籍引用上，做得比较粗糙，存在不严谨甚至错误的地方。比如说，描述一件文物的出土情况，作者是否是客观分析，是否做过研究，写出来完全不一样；普及类读物不用写太深，但也不能凭着印象写。编辑如果不是考古、历史专业的，很可能就放过这些错误，这个问题还是挺突出的。

翁淮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助推文博热、考古热。从数据看，2024年图书市场虽然整体下滑10.5%，但社科类在短视频电商渠道增幅达66.05%，其中文博考古类贡献不小。这背后有鲜明的时代逻辑。

先说亮点。第一，内容生产与考古发现同步共振。三星堆新发现、南海沉船打捞，这些重大考古成果几乎实时转化为出版选题，体现了学术与出版的紧密联动。第二，呈现方式越来越多元。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厚重的考古报告，还有《透过地理看历史》这种交叉学科作品，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的尝试。第三，渠道创新明显。短视频电商对文博类图书的拉动作用突出，像《红墙大事》《国之脊梁》这类书在短视频平台表现亮眼，说明“严肃内容+新兴渠道”是有化学反应的。

但问题同样突出。首先是同质化严重，考古发现一公布，跟风出版蜂拥而至，但真正有学术深度、能传之后世的精品不多。很多书停留在“看图说话”，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提升。其次是学术与大众的平衡难题。要么太专业，拒人千里；要么太通俗，失去深度。再者，数字人文的冲击与机遇并存。一方面，短视频确实带来了大众的关注，但文博类图书在短视频电商渠道的占比仍远低于文教类，后者占比高达47%以上，这说明文博类还没有真正“破圈”。另一方面，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中华版本传世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的推进，为数字出版提供了海量优质内容，但如何将这些学术资源转化为大众可及的阅读产品，还需要探索。

文博类图书承担着文明阐释的功能。比如我们先后出版的《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中国面孔：文物上中华民族的凝望与记忆》这些书，不是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文明对话，并向世界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未来的发展，我认为要在三个方向发力：一是强化问题意识，从“展示文物”转向“阐释文明”；二是拥抱技术但不迷信技术，用数字手段增强阅读体验，但守住纸质书的深度优势；三是建立评价体系的双轨制，既看销量，也看学术贡献；既算经济账，也算文明账。毕竟，文博考古类图书的价值，不在于一时畅销，而在于能否成为未来研究者的“必引文献”，能否让百年后的读者依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

周繁文

周繁文：考古类、文化遗产类图书受到欢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是展现了人类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由于有大量的文物、遗址实证，可以让读者对过去的历史产生实感。而且随着考古学界的研究，展现了古代文献还有历史研究当中没有记载或没能具体复原出来的人类历史，很多活生生的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在考古发现中被一一揭示，很多在文字记载当中没能留下任何记录的群体也被考古发现，并清晰地展示出来。考古类图书展示的人类历史是全方位的，也是真实的、未经篡改的，可以让每一位读者在不同的层面获得对于历史的认知或者共鸣。这类图书良莠不齐，出版方要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作者、编者；对于学术界来说，更需要与公众对话的方法和写作技巧。

六

作为专业人士，请推荐近期您读过的文化遗产、考古文化类的好书。

张遇：《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都是宏大叙事类且有可读性的；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的《且上书楼：藏书楼里的中华文脉》和译林出版社的《江南器物志》一起入围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补书》写的是古籍保护，体现了匠人精神，都是从小切口讲述文化传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大中华寻宝记》适合推荐给青少年阅读；译林出版社推出的祝勇《故宫寻美》，聚焦故宫藏画中的珍品，艺术性、故事性、可读性都很强。

翁淮南：我特别关注中华文明研究方向的最新文献。最近几年市场出现了不少既接地气又硬核的作品，结合一线考古成果，读起来特别有代入感。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这本书像一堂“考古通识课”，李零、刘斌、许宏等十位一线队长亲自带你去良渚、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现场，图文并茂，将考古报告变为故事，适合想入门又怕枯燥的读者。

《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科学出版社，2024年5月），中国历史研究院编，从考古实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等五个突出特性，图文并茂，读完对“五千多年文明史”更有底气。

《溯源中华文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11月），王巍等著，从考古实证出发，用简明图文讲述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解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增强文化自信。

《彩陶之路——考古所见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月），韩建业著，用彩陶实证早期中西交流，认为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为“丝绸之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视野开阔。

七

数智化技术既给阅读带来冲击，也提供了新的可能，如电子书、有声书等。新技术将为文化遗产类图书的创作、传播与阅读带来哪些创新突破？如何让新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全民阅读与文化传承？

王飚：文博考古图书专业性强、内容抽象、场景难懂，数智化恰好可以补齐短板。AI复原、三维建模让考古遗址、文物形制直观可视，有声书、数字图书馆降低科普门槛，让博大精深的文博资源触达更多群众。

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明确提出“国家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表明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一样是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技术拓宽阅读覆盖面，以纸质坚守阅读深度，以数字赋能文化传承创新，让两种阅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翁淮南：阅读方式是多样的。边走边听是阅读，经典沉浸体验也是阅读，只要自己舒适就行。考古图书往往厚重、专业，图片多、现场感强，数智化正好弥补了“看不懂、看不全、去不了现场”的痛点。创作上，AI和3D建模技术能辅助复原，比如三星堆的青铜神树用AI“数字重生”，考古报告里枯燥的线图变成可互动的3D模型，作者写书时就能更直观呈现。传播上，数字平台打破地域限制，像“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莫高窟30个洞窟高清图像、藏经洞6万余卷文物，全球78个国家2200多万人次访问，还支持多语种，过去只能在书里看黑白图，现在手机一点就“云游”。

阅读上，AR/VR技术带来沉浸式突破。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寻觅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XR项目，用VR1：1重构发掘大棚、象牙库房，观众戴头显“亲手”挖文物、俯瞰遗址；敦煌的“云游莫高窟”VR让人足不出户360度看壁画细节，AR还能让书里的图片“活”起来，扫描二维码可见飞天反弹琵琶动态舞。电子书、有声书配AI讲解，古籍文字自动识别纠错，门槛大大降低。

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143万余件馆藏文物，有着逾4000万全媒体矩阵稳定受众群体，“艾雯雯”将在线上线下展示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展望未来，数字技术将更好促进文物“走出深闺”，其应用将更多基于文物数字资源的共创与传播。比如，公众可以对文物的纹饰进行拓展式AI辅助设计，也可以在虚拟策展平台上构建自己的展览，或者创作个性化的文物主题短视频，再借助社交媒体将这些共创内容发布，从而吸引更多人关注分享，使文物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周繁文：数智化技术非常适合应用到考古文博类图书，因为这类图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的文物、遗址类的图像。现在考古发掘中非常注重对于文物、遗址的影像信息采集，各类三维扫描、复原技术应用广泛，但是在平面化的图书上展现出来的只是二维化的图像。如果加上数智化的技术，把三维影像展现给读者，我觉得能让大家更感兴趣，也更能理解书籍的内容。

八

推动“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需要政府、出版机构、学者、读者等多方协同发力。结合文博类图书的传播与推广，您认为各主体应分别承担哪些责任？如何形成合力？引导更多人爱上阅读，让书香与文博深度融合？

张遇：作为国有出版企业，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社会效益，国家也鼓励出版社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文明史方面创新做法，多出好书。我们已在调整思路，推出了《江南器物志》《故宫寻美》，还有将要出版的邱华栋《祁连山传》，试着从器物、考古里跳出来，站在历史、文化的层面去策划选题。

至于各方发力，我觉得政府、出版机构、博物馆、读者都有责任。政府层面，要继续加强引导和支持，比如规范图书市场价格，现在电商平台上图书动辄五折、六折，其实应该有法律限制，这对实体书店、对出版行业都是一种保护；出版机构要坚守质量底线，不管是跟风出版还是原创策划，都要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尤其是青少年读物，更要严格把关；博物馆要主动打破自身壁垒，多开展读书相关活动，搭建图书与读者的桥梁；读者也要主动走进文博图书，在阅读中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同时也可以多参与线下读书活动，带动身边人爱上阅读。只有各方形成合力，才能让书香与文博深度融合，真正推动全民阅读。

现在博物馆人流量很大，图书也是很好的卖点。其实，现在优秀的文博图书很多，有影响力的也不少。我建议，博物馆应该定期组织读书会，这对发挥它的社会功能特别有好处——既能完善博物馆在当地社区的功能，也能让博物馆“出圈”，渗透到文化圈、出版圈，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博物馆看文物、听讲座、参加读书会。

2022年我们在苏州博物馆策划过“诗歌之夜”活动，效果很好。我觉得博物馆和文学、读书之间，应该有更多这样的连接，比如把图书首发式放到博物馆，围绕年度重点展览，让作者和读者做分享，这是多赢的做法。

王飚：书香社会建设，离不开政府、出版机构、学者、读者等多方合力。政府做好顶层设计，健全政策引领，健全全民阅读推广体系，如加强文博类优秀图书的推介，强化政策扶持与资金保障机制；出版机构层面坚持内容为本，打磨精品，兼顾学术质量与大众传播，打造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文博类优秀读物；学者主动担当科普责任，把专业研究转化为大众可读内容，常态化开展阅读宣讲；读者主动提升阅读品位，多读文博好书，厚植文化自信。

要以政策护航、内容筑基、专业赋能、全民参与，推动书香与文博深度融合，让文物有温度、阅读有深度、社会有厚度，以全民阅读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翁淮南：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建成书香社会不是一家的事，得政府搭台、出版供货、学者引路、读者参与，形成闭环。

政府责任大，要统筹“政策+资金+平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政府主导，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统筹，把阅读周活动常态化，重点资助考古图书进乡村、进学校，建数字图书馆，像“数字敦煌”这样惠及基层；还要监管好数字内容，打击低俗，保障优质供给。

出版机构要当“内容工厂+创新先锋”，多出精品。同时，开发AR增强版、有声书、数字藏品，降低价格，推出“纸电一体”套装，扩大传播。

学者要做“桥梁”，不能只写论文，得走出去写科普、办讲座、进博物馆做导览，把考古成果转化成大众读物；还可以和出版方合作，做“学者荐书”专栏或直播。

读者是“消费主角”，多借多读多分享。参加社区读书会、线上打卡，把读后感发到朋友圈，带动家人朋友。面向老人、孩子的图书，出版社要推出有声书、大字版书。

合力怎么形成？关键是“联合行动+机制保障”。比如政府出钱、出版出书、学者出内容、读者出反馈，共同做“文博+阅读”融合项目：考古遗址博物馆办“读考古书·VR挖宝”活动；出版社和文博单位联手出“遗址+图书”套装；学者带队“书香进文博”巡讲。建立长效机制，如阅读推广人制度，培训老师、志愿者专推这类书。目标是让书香“飘进”文博，让更多人不是“被动参观”而是“主动阅读”，从爱上一本书开始，爱上中华文化根脉。

如今，读书已成了一种时尚的现代生活方式。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者：续红明